辛上邪
孟浩然与王维被并称为“王孟”，被推为书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宗主。他们的“隐逸”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可谓钱钟书“围城”一词的唐代解说版。王维是终生为官，人在官场、心在山林；孟浩然至死都是布衣，却是身在江湖、心系仕途。
孟浩然的字是浩然，名不详，湖北襄阳人。相貌儒雅，风神散朗，友善警敏，宽厚大度，慷慨豪迈，常解人之难，救人于困，善写五言诗，被誉为天下无双。家有田产，不需为生计所困，日常以文学、交游为要务。这样一位人情练达、才华横溢之人在开元盛世始终未能释褐，实在是一大憾事。因此，虽然彼时许多大诗人被“大材小用”，屈居八九品官位至生命终了者不算罕见，但孟浩然的运气比他们都差。对他怀才不遇的悲剧的同情，从他那个时期便已开始，持续至今。
在求仕的道路上，孟浩然不可谓不用心。初唐开始流行、在武则天时代愈演愈烈的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到了玄宗时仍方兴未艾。孟浩然最初走的也是这条路。他隐于家乡的鹿门山，故号鹿门处士。东汉的庞德公拒绝刘表的邀请，曾隐居于此，成为隐士之典范。选择鹿门山，也算步先贤之后尘。可能由于这里距长安、洛阳都太远，不容易被皇帝注意到，而且他隐居得比较清淡，没有效仿道士那一套求仙、炼丹，而是“以诗自适”，时而往返于家宅和山中，亦不是完全风餐露宿之隐居，故未引起玄宗的重视。
和他同隐于鹿门山的生死之交张子荣于712年下山，进士及第后被任用，一直未归襄樊。两三年后，二十五岁的孟浩然也走出襄樊，游历湖南、安徽等地。漫游各地结交朋友、寻求机会亦属当时文人之风气，李白是此中翘楚——即使在他被玄宗“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依然四处漫游干求，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再次入仕”。显然，十年漫游江湖无显著成效，三十五岁时(724年)冬，孟浩然去了洛阳，开始了正式的干谒求仕之路。干谒求仕即拜访朝中贵要、进献自己的作品以求推荐和重视，以此获金榜题名、被选拔为官，是大多数唐代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必经之路。去洛阳未去长安是因为玄宗于当年十一月去洛阳，725年十月从洛阳去泰山封禅，朝廷官员都随行在东都洛阳。玄宗离开洛阳，孟浩然也绕道四川返回故乡。此次洛阳之行并不顺利，在途中他作诗“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以苏秦说秦王上书十次而未果自比，从中亦可见他在洛阳也确实下过不少工夫，但理想却落空了。
家居一段时日后，孟浩然于次年前往吴越。他在吴越停留了三年，见到了老友张子荣。期间写了数首思乡之作，如“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客行愁落日，乡思重相催”等，表达出欲回不得回的无奈。不得回乡是为了求仕的各种拜会，而非为江南山水所绊。这些拜会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结交天台山道士。唐代重道教，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从高宗、则天时就深受重视，玄宗及其胞妹玉真公主尊其为师。天台山是司马承祯的主要道场。孟浩然在天台山流连期间，司马承祯虽已被玄宗召去洛阳、在王屋山建阳台观并修行，但他与天台山旧观不会断掉联系。与天台山司马道士的门徒、道友交往，不失为迂回之策。
也许这段时间的交游有了起色，728年孟浩然返乡，与李白相识，稍作休整后动身前往长安。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奔波往返，停留五年，虽结交张九龄、张说等政要，与王昌龄、王维等成了好友，佳作广为传颂，“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等名句被众人钦服，却仍未金榜题名。733年从洛阳直奔吴越，与崔国辅相聚，并相约隔年春天再聚于江南。短暂停留后，孟浩然返乡。735年春，依约三下江东去见崔国辅，路过江夏时，遇到李白，李白作名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可惜崔国辅已经应诏离开江南，孟浩然留有“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之句。命运总是这样作弄孟浩然。他的两次赴京(东西二都)、三次下吴越，博取了盛名，与同期一批诗人订交，换来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