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
2016年的话剧舞台，时间来去有些匆匆，以致在回顾这一年话剧创作得失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一方面，类型多样的剧目、轮番登场的节庆填充着演出市场的各类需求，戏剧演出的体量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来自舞台之上的审美、思想、心灵的获得感、满足感普遍降低，话剧的精神光芒正日益暗淡，创作陈年积累的老问题依旧。2016年，匮乏低迷的原创现状、焦躁不安的演出市场、趣味当先的价值走向等一切的现实表征，催促着中国话剧向着人性、思想、美学的层面潜沉。
寻找属于当代舞台的“这一个”形象
2016年春夏之交，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掀起了本年原创话剧的一个高潮。107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国有院团、民营院团、社区戏剧团体的28部大剧场剧目和22部小剧场剧目接连在京上演。庞大的演出规模，堪比一个甲子之前，1956年春文化部主持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如果说1956年的演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话剧工作者的大会师，国话接连举办的两届原创剧目邀请展可以看作近十年来话剧创作的大检阅。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的演剧追求，从多个不同的领域、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了今天的话剧创作者“审视历史、表达现实”时所能达到的程度——舞台上的“热闹”难掩舞台下的“悲壮”，剧场中的“困顿”难抵现实中的“焦虑”。当我们沿着原创话剧呈现的故事去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当下”时，不禁发现，“历史”才是构成大多数话剧创作题材的主体，却在“当下”的表达上遮遮掩掩。当下舞台形象，特别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缺失，似乎已经成为原创话剧的一大问题。
2016年的话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杜甫》中的诗圣“视国家为生命、以民生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正直善良、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形象；看到了《玩家》中靳伯安“由我得知，由我遣之，拿得起，放得下，不要过度执迷其中”的玩家心态以及古玩行业人的操守与良知；看到了《徽商传奇》中以程梦溪为代表的徽儒商，以人为本、以义取利的经商之道和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理性。但是这些形象要成为戏剧史上期待的经典、期待的典型，尚需进一步的打磨。这一年，停留在概念化、工具化创作思维中的作品仍不在少数，一些创作者似乎更愿意为某种命题、某种类型和模式服务，致使复制出来的形象飘忽不定，不仅看不到人物的心理逻辑，更找不到剧作家的立场和指向。原创话剧舞台上不乏满台的角色、飞扬的文采、猛烈的情绪，惟独缺少深沉的灵魂、安静的表达、朴素的情感。
这一年的原创话剧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探讨的作品。它们要么在主流戏剧、严肃戏剧的人文思考、美学呈现上进行着新的探索，要么在文本与剧场、传统与当下的关系表达中进行着独特的实验——前者如李宝群、王宏、肖力编剧的《从湘江到遵义》，李静编剧的《大先生》、胡薇编剧的《启功》；后者有沈诗奴编剧的《失忆症·蟒国》、张一弛编剧的《三昧》。《从湘江到遵义》创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写作模式，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以重铸信仰之魂为旨归，以叙述体的多元戏剧结构塑造长征人物群像，既展示了领袖群体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抉择、革命情怀，也烘托了红军将士逆境中的忠诚坚韧、英勇无畏。《大先生》没有正面写鲁迅的文学成就，而是通过其弥留之际梦一般的意识流，陌生化地展现鲁迅对自我、革命、历史的反思，此时的“鲁迅”不再是上世纪30年代的反封建斗士，而是穿上当代人的衣服，以一种间离的叙事方式，行走在历史与当下、自省与批判之间，成为冲出铁皮屋的思辨者、呐喊者。《启功》一改文人剧传统的写作思路，以小细节、小故事彰显启功先生的大情怀、大智慧，以叙事体、散文体的结构骨架传递诗化、质朴的审美意境、艺术追求，平淡、宁静、细腻的情节背后，既折射着启功先生宽容豁达的精神世界，也衬托出创作者敬畏人文传统、坚守尊师重道的责任与担当。《失忆症·蟒国》由寓言式的表达潜入历史的深处，以富有个体化、暗示性的语言展示世界的无限与混沌，在文本与身体的互动、具象与抽象的转换、空间叙事的多重叠加中，体现出新一代戏剧人对于文学性、剧场性的差异表达。《三昧》时间横跨80年，写了三个人与一个戏楼的爱恨纠葛，尽管故事“耳熟能详”，但是舞台呈现形式新颖，三个演员身兼讲述者与角色的双重身份，形似传统的说书表演，剧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融入创作者的精心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演员们准确而娴熟的把控，而埋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恰恰是对人性善恶的犀利“捕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