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
这是一个传播媒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文学写作的变革和新技术有着天然的互为因果关系。当下，现场文学批评应更多倾向于捕捉中国现代性经验所引发的文学性嬗变，在通与变的互动中，寻找到恰切的批评视点和评述对象。
本年度一部分作家重回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叙事，这种叙事在海量的文本中发出一缕光亮，让我们重拾对于作家智商、理性和尊严的自信；在喧闹嘈杂的现世生活中，中国式的坚韧与善性依然在芜杂现实中艰难前行；中国现代城市的崛起和现代城市病人成为新的先锋叙事动力，中国现代性问题也更多在都市的层面展开新维度；无限广阔的中国当下赋予文学坚实的故事性，物质豢养中的贴身肉搏与功利主义摹写成为现实的一种；革命、历史、性与父辈们成为一部分写作消费的对象，在没有体贴同情之理解的叙事中，历史走向无深度的虚无；网络类型文学依然通过网络平台和影视传播进入大众和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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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写作的微澜
先锋重镇重回民间日常，中国乡土精神性的回望与反思。《望春风》中，格非从知识分子视角回望民间——从政治、历史和叙事先锋回归中国传统乡土的日常，这种回归意味着：在经历了对于乡土粗陋的欲望化、政治化和农村化的记忆之后，格非一代作家转向对于真正中国乡土精神性的回望与反思，这无疑是格非文学叙事在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异质性深化。历史在这里成为潜伏在寻常农家生活的暗影，在对乡村风致和人物日常性近乎白描的叙事中，格非精心建构了一个看似碎片化的民间生活场域，通过“我”的少年视角窥视碎片化生存中蕴含的神秘叵测，这和他历史哲学中个体命运的不可知论十分吻合。在小人物和大历史遭遇的偶然性中，农事、情事和家事层层袒露着日常性的温情、惫懒与伤害。特定时代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则在和风细雨的叙事中不断扩展历史阴影的景深。中国传统乡土精神曾经孕育的文明和价值谱系，在人伦日用和自然哲学层面依然有着令新型文明样态惊讶的再生性和传承性。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作为最近的经典存在。《收获》连续几年依然连载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文本以真正中国乡土的精神性元素还原了作为地域民族价值伦理和精神原乡的湘西。尽管中国地域性差异带来生活习惯与风俗的极大差异，然而，农耕文明的人伦风俗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存在，依然和煦温暖着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民间社会。
青年知识分子直面个体精神困境，面向现代城市和式微乡土的双向忏悔与挣扎。当一部分作品将历史、个人乃至精神与身体都变成写作消费对象的时候，个体和群体都无法在一个精神性的层面来谈论困境。在被欲望、权术、机心、政治乃至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裹挟的文本中，精神性困境是一个被故意忽略，甚至于是被嘲弄的问题。由此，对于现代个体精神困境的真正反思就弥足珍贵。徐则臣《王城如海》直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问题，这种精神救赎是在解构粗陋乡土叙事的基础上，以对历史和当下双向尊敬的姿态去叙述生养自己的新乡土和新城市。这个小长篇带着真正的生命体验表达了一代人进入厚重精神性叙事的姿态——不用借助宏大历史和政治事件，而是通过个体的内省和有所为的救赎行为来达到对于当下和历史的反思。小说体现了中国情境中真正的精神性痛苦，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典型的“这一个”人物。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无法真正进行自我或他者的精神救赎，反而被巨大的吞噬性力量裹挟着，无法自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小说抵达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幽深精神区域，在一片晦暗的夜海中，反思和救赎闪烁着灯塔般的光亮，而行尸走肉的躯壳才得以在物质功利主义的面目下复苏与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