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回溯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历程，每逢重大节点、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员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保证党的事业顺利涉险度难。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逐渐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被放在了一起。他们两人议论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前途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党和红军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为关键的组织领导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最终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一条没有方向的航船来说，哪个方向刮来的都只是逆风。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等人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赢得主动转折点：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经过整编和短暂休养的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此时，敌军主力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回师东进，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在遵义地区的作战中，红军以三万之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给养。遵义大捷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乃至整个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有力重振了全军的士气，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