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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八次致信蒋介石。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这八封信以及蒋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这是周恩来运用书信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从中也能感受到蒋介石被劝被逼而“应战”的态度。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劝蒋”“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和红军“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响应，他们纷纷和中共与红军合作。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一面对红军“不断的‘围剿’”，进行“更加猖狂的内战”；一面对那些与红军合作的友军进行进攻、解散或消灭，并对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专发一个“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令。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公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这种形势的推动和压力下，国民党先后两次派代表到瓦窑堡传递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信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一面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为主旨，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对蒋有影响的人，并派潘汉年携信先后到上海、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对于蒋介石这时的真实想法，周恩来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说：“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周恩来所写的“劝蒋”“逼蒋”抗日亲笔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开头就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以劝相逼说：“自先生楬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有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笔锋一转，周恩来从民族大义的高度，直接阐明：“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进而深刻叙述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两种政策的两种结果，严肃正告：“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周恩来指出：“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患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周恩来坚定地表示：“先生如决心改变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策，将于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蒋介石应该做出的抉择：“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