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湘军创建者之一，1863年任广东巡抚，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洋务派名家和著名的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郭嵩焘认为，对于吏治，最为关键的就是两个方面，即“严”与“实”。
郭嵩焘认为，“严”就是“认真”。对于道光以来的吏治腐败，他批评朝廷“一意宽假在位者”的错误做法，在一次与友人谈话时说：“国家立法，本以惩奸顽。但无废法、无枉法而已，而严在其中。今之为吏者，严以御民，而宽以御胥吏，而下及盗贼。”郭嵩焘在解释他的“吏治以严为尚”时说：“严非刻也，事事认真便是严。”他对“认真”二字十分重视，并要求首先从皇上做起。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召见他，问“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他对曰：“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随皇上以为转移。”咸丰又问：“如何便能转移?”郭对曰：“不过认真二字。”言下之意，即“一国君主办事能认真，便能转移一国之大局”。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咸丰转眼即为颟顸无识的朝臣所惑，晚清局势终于无可“转移”，直至糜烂殆尽。
细审郭嵩焘的“认真”二字，对君王和上官而言，“选官”要认真。郭嵩焘说：“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纪纲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纪纲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为乱。从古至今，未闻费有用之财，养无用之人，啖之以利而求其不作乱者。”吏治是否修明，取决于官吏的素质;而官吏是否恰当其位，又取决于用人者的考察。如果在上者不认真考察所用之人当否，吏治的清廉就难以保证。对下官而言，“为官”要认真。为官认真必须德才兼备。古人云：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无才，德是无源之水;无德，才是洪水猛兽。郭嵩焘尝言：“修身、齐家、治国是一件事。正己以端其本，此修身也。侧门以内整齐有法度，胥吏奉职行文书而已，此齐家也。出身与民相见，此治国也。身苟修矣，齐家治国何有哉。”显然，他在这里已将“家”的范围扩大到了衙门。而要修身，就必须去私。因为一有私心，在用人之时就会分不清君子小人，只要能“悦己”即可;在行政时就会辨不清是非，只顾对自己有利。所以，郭嵩焘说：“君子之行政，以胜私为本。”不要孜孜于名利，“君子而有意乎为名，其弊必中于天下”。又说：“好名之过与好利等，而害尤甚。”郭嵩焘认为，一个官吏只要能胜私，就能正气凛然，不逢迎，不拍马，办事公道。
郭嵩焘认为，为官之道的“实”，就是要认真培养一种务实精神。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致友人陈孚恩的一封信中说，自己通过三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推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饬，而事皆内溃”。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葫芦画瓢，抄袭陈例，应付差事，这就叫作“以例文相涂饬”。这样的从政态度，当然只会使“事皆内溃”。正是针对这种弊端，郭嵩焘提出：“毋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宽假为宽贷、宽容之意，就是说不要把例文看得太死了，要更多地考求理财行政的实效。郭嵩焘这种重“实效”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注重务实的实学精神的反映。在他历任驻英法大使之后，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这种务实精神又有新的认识。西方注意对天时、地利、人情之研究，并力图“考求其实”，而中国恰恰相反，“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通过这种对比，郭嵩焘更加痛恨中国官场“以例文相涂饬”的官僚主义，并希望各级官吏能认真注意务实，办事更加重效。
平心而论，郭嵩焘对于吏治的“严”“实”要求，本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高标。归纳至简，就是“办事认真，讲求实效”。办事认真是主观态度，讲求实效是客观效果;只要办事认真，则“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何难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