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对鲁迅的仰视或偏见，从史料出发，回到有温度的历史现场。黄乔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喊停“借用鲁迅而言‘左、右’的自说自话”。
正因如此，黄乔生虽也谈作为“战士与文人”的鲁迅，却始终不愿放弃收集、整理和保存的“表面功夫”。《八道湾十一号》一书的创作历时六年，缘起是2009年旧居面临的拆迁风险，成书以旧居命运暂时落定为标志。他称这本书为“小册子”，坦陈其中多有不足，唯以保护旧居为宗旨。如今三十五中学配合旧居，不盖高楼，在黄乔生眼里，也差强人意地做到了“两全”：“虽然‘湾’已经没了，但至少从院子里望出去，天际线还在。”
拿来主义
鲁迅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
保存实物遗产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鲁迅时有史料可依；然而，“史”与“料”却往往给出矛盾的答案。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事件，是谈及鲁迅文化立场选择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鲁迅劝年轻人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籍，而他自己的藏书中又为何包含了大量的古籍？
在黄乔生看来，这一矛盾，恰恰蕴含了鲁迅最核心的思想资源。而解释这种矛盾，则必须回到历史语境，去分析当时文人的心理复杂性以及鲁迅本人的，否则就容易形成“鲁迅是汉奸”等无稽论调。
五四新文化时期，包括鲁迅和胡适在内的“主流”知识分子，都提出过极端的“全盘西化”主张。黄乔生解释说：“这是在劝时人不要迷恋传统思想，行动起来。更多的是一种策略。而鲁迅敢于这么说，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修养。”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尚未登上文坛，而是曾潜心研读中国古典。这十年的“沉默期”在黄乔生的眼中，就像是在为一篇“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进行准备。而这篇论文的宗旨，就是“用世界观念和新方式观照中国问题、破解中国谜团。”
“西安之行，可以看作他的一次‘田野调查’；而迁到上海后，他‘本应该’大有作为。”黄乔生说，“当然，他确实也有所作为；但于我而言，还是不能满足的。学术上不够系统，创作上鲜有新作品，并没达到应有的期望。可以说，这篇博士论文，他没有写成。”
在学术上，鲁迅雄心壮志的“中国文学史”计划未能实现；在创作上，除了《故事新编》中的几篇，也没有足以与《呐喊》、《彷徨》和《野草》媲美的作品。即便这样，“他还是列出了博士论文的小提纲，也就是《拿来主义》，还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作为补充。”黄乔生说。虽然只有纲要而没有展开，“拿来主义”的提出仍足以称得上鲁迅留给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核心在于批判、自省和世界意识，让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持“警惕”。鲁迅说自己有毒气和鬼气，正是直视到自己身上承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黄乔生毫不讳言地指出，鲁迅的思想中，确实摆脱不掉他自身传统文化修养中自带的一些不良因素，如韩非子的“急与多疑”和庄子的“随便”等等，而他所经历的个人压抑和世态炎凉，又造成了他偏于刻薄的性格。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其实包含了对自我的否定，对中国文化中的权术思想和互相残害等方面进行批判和反思，而这对于当今的“国学热”和“文化建设”是具有教育和警醒作用的思想成果。
鲁迅当年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我们是该从头写起，还是把他的成果用心“拿来”？黄乔生觉得，我们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鲁迅“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