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这份《调查与研究》，无一字计较春节庙会在按农历计算。就是主管厂甸的内务部市政公所和右外一区巡警所，在王氏去申请售书助赈执照时，也只是就事论事，说义卖收益和治安问题，此外别无半字。其实，官厅参与厂甸春节会，比民间还积极。内务部市政公所主持的海王村公园陈列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天天开业，而王氏的售书助赈，只营业两天。
北京政府时期的春节，虽于有乖于改历法令，但政府听之任之，或与民同乐。官、民也能相安无事各自过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厅自认孙中山的衣钵传人，不能坐视民间过旧历年，不奉民国正朔。
查禁中的春节
北伐尚未告成，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总政治部对民初以来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局面，深以为耻，“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要求政府督促民间厉行阳历，开口即说春节：
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1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废除旧历。这条消息也是很晚才传到上海，“（汉口）政府决定废除旧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
这一年，不在国民政府辖区的常熟，尽管市面萧条，除夕仍是新年景象。当地人徐兆玮在日记（2月1日）中说，“今日除夕，廛市萧条，闻典当中人极拥挤，夜犹未绝，可想见闾阎之困。”民间最重春节，赤贫人家，到除夕当天，即便到当铺质当，也会略备年货。当铺在除夕夜的拥挤，虽是哀民生之多艰，但也是颇有年味。不在广州国民政府辖区的北京，也是照过阴历年。北京大学放寒假二十一天，从1月31日起，至2月20日，即腊月廿八到正月十九。而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福建，也有过阴历年的。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除夕夜有“振玉邀吃年饭”，席间宾主九人，杯盏几巡，“回思旧事，甚起怅惘”。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1928年的两个新年。阳历元旦，蒋早起，自思责任重大，乃效曾国藩诵“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袁了凡语）立志。时，蒋已决定再度出山，“决然誓之曰：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民生凋敝，党国分崩，余岂可坐视其再误乎？毋求一家之幸福，勉进革命之责任，守此誓言，始终勿渝”。1月22日，“今夕为除夕”，蒋“以夫人来归，乃第一次度岁”，“邀友好与戚眷属，皆来聚坐守岁”。蒋介石在1928年过两个新年，虽有碍政府法令，却在情理之中，也是阴历新年于法理当废、于民情当存的生动写照。
1928年，南京国政府饬令移花接木式查禁春节。11月8日，行政院饬令内政部办理“废除旧历，普用新历”，并请中央党部协同提倡（《行政院秘书处函笺第五四号》）。饬令原是对内政部5月初提案的批复。原案认为，阳、阴历并行，抵牾国体、不利革命、影响国际观瞻，拟具了八条推行新历办法。对春节的意见是移花接木式“指导改良”，把“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饬令批复照办。中央党部也深表赞同，答应“令各级党部从事宣传”，保留“条陈办法，以供参考”的权利。
“废用旧历，普用新历”只是一纸空文。1929年2月9日，“今日为农历岁除，京中显要多赴沪度岁”。蒋介石留在南京度岁，自言：“京中如有变故，几无人负责，故不赴沪，以尽吾责职，家事惟有听之而已。又口占数语自遣曰：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何时得终息。思家兼思亲，我心为母心。感此罔顾极，遥夜独悲吟。”蒋的母亲王彩玉早在十余年前谢世。王氏一生苦难，十九岁丧父，婚后又丧子，还俗再嫁后，膝下才有儿子志清（蒋介石），待儿子事业有成，自己却墓木已拱。蒋氏母子情深，蒋后来游峨眉，有句“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思亲和祀先，本是传统春节题中固有之义。蒋在除夕望念母恩，既是思慕母亲的真情流露，也是春节于情当存的生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