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日，蒋介石签署《国民政府训令字第一九五号》，将其余阴历节庆移花接木到阳历庆贺，意在“酌存旧俗”中推行新历。政府认为，废止旧历后，剩下的法定节日，差不多只有“举国追志哀思”纪念日和尚需各方宣传的革命庆典，仅存的阳历新年不足以“调节民众终岁之劳苦”。于是将农历端阳、中秋、重阳、腊八等移至阳历庆贺。对春节而言，这项移花接木的训令，只是重申旧章，再次强调而已。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行国历办法六条”，再次重申旧章，“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
翌年阳历元旦，也就是政府反复重申旧章后的第一个阳历元旦。国民政府如仪举行了盛大庆典，以示表率。这一天，蒋介石的活动满满当当，给孙中山墓致祭、发表元旦讲话、到政府团拜、到党部团拜、授勋、答谢外国使节贺年。同一天，顾颉刚在杭州也看到“商店及人家受省政府之命令，满贴春联，关闭店门，爆竹与闹元宵声不绝”。此前，上海市社会局也再次辟谣，重申春节禁止休假。
但移风易俗，并没有立竿见影。2月17日大年初一，常熟大雪，徐兆玮写道：“或以为瑞”，又调侃说“然旧历新年之娱乐皆埋没于雪中矣”。春节的热闹不废于国府，而埋于大雪。也是这一年，陈垣在批答家书中，将来信“废历年时”，批为“废”作“旧”。第二年，又批答原信“夏历十月十日”，说“夏”作“旧”，“夏历二字实不通，普通用之，皆不通也，不可再用此二字”。大抵也是说无非新旧之争，所谓废历，是废而未废。
几年后，蒋介石仍不免从俗过旧历年。1935年2月4日，“今日为旧历元旦，天朗气清”，蒋“在牯岭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云云”。
民间自然照过春节。在贵州遵义，1941年1月27日，竺可桢虽仍旧到校上班，却在日记中说“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在延安，1943年2月4日除夕，谢觉哉在日记中说，“从今日起放假一周”，并兴起赋诗一律，有句“新年过后又新年，日暖人欢景象千”。次日，“爆竹、年画爆竹、年画、红灯笼比去年热闹”，又说“党政机关人员互相拜年、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人约会，自然地相互道贺”。在昆明，1946年2月1日除夕，梅贻琦带着“除夕人家多不出门”的心情去翠湖赴宴，未散席即辞出，回到家“客人大小廿七八人”。晚间，玩游戏、吃元宵、谈天，“至到六点半天已明，始上床睡觉”。就是到了和战不定的1949年，竺可桢在杭州，仍说“今日（1月28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不禁想到宋人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国民政府对阴历春节的最终态度，大概可以在陈果夫《中华国民生活历》中揣摩。是书耗时十余年，中经政府播迁西南、著者颠沛流离、“只身赍稿”千余里，至1945年始克告成。《生活历》最初为官方组织礼俗专门委员会计划出版品之一。出版时间虽比预定要晚，却也是“供全国采入历书”。书内将一年中的大小节日，按月排比，逐一“斟酌损益，务使能迎合时代”，旨在“整理旧俗，厘定新俗”。照科学的解释，祀先礼神等节日活动中的木主、照片、塑像，实与普通装饰品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它们能够直观提示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想象。而节日可以成为传统，传统可以构建秩序。陈氏“整理旧俗，厘定新俗”，也就是要重新阐释岁时节令背后的传统，构建其意中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