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正是他。他生了七个女儿，长女名懋先，嫁了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湖南湘乡人左光策；四女名盖季，毕业于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嫁了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山西人何厚伟；五女兆元，毕业于上海艺术专门学校，嫁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学士、上海宝山人朱有骞；七女铭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特立萨大学的文学士。次女仲恒、三女叔鲍，均早亡。嫁给许地山的是六女俟松，生于1901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士；晚年住在南京。据说俟松与许地山恋爱时，周大烈见了许地山，认为：“从相貌上看，许君属短命之人。”所以很反对这门婚事。
客：哦，原来是这样的。今天知道许地山的人很多，知道周老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了。
主：其实，不仅他的女婿是大名人，他的另外一位亲戚，说起来，更是声名震耀一世，那就是他的祖姑父左宗棠。他的祖姑名周诒端，是他的曾祖母王慈云的长女，能诗，有《饰性斋遗稿》。一次，他的祖父周诒昱带左宗棠来家，被王慈云看见了，特别欣赏，就把女儿许配他了。王慈云也能诗，有《慈云阁诗钞》，是左宗棠编刻的。
客：这么说来，周大烈也是大有来历的人了。那么，他寄散原的诗，又是怎样写的呢？
主：周大烈的诗，是一首绝句，题目很长，为《陈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屡徵不起，近惟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因以一绝奉寄》，诗云：“承平门族多残破，并数陶谭记二三。老病迦陵诗见骨，一身枯瘦卧江南。”次句后自注：“清末伯严与陶葆廉、谭嗣同同称三公子。”就是这四句诗，引得散原一口气做了十六句，大大地来劲了。
客：这首诗有什么特别处，让散原这样激动？
主：可说的可以有两点。首先，是周与散原很交好，比较投合。散原有篇文章，数过他在湖南时的挚友，共四位，里面就有周。友朋之间，如果关系好的，说话也就易于投机，做起诗来，也就易于起劲。陈衍有一个说法，深为人所首肯，他认为：友朋之间，为有些人作的诗便佳，为另一些人则不尽佳。如郑孝胥为顾云作的诗，就特别佳；陈宝琛为谢章铤、张佩纶作的，也每佳于他作。这就好比《南史》中谢灵运说的“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周大烈是卓荦之士，怀抱很高，与散原的为人、气味比较接近。所以他寄的诗，自然易起散原的“共鸣”。
客：是、是。那么，第二点又怎么说？
主：其次，是周的这首诗，文字固然不多，但却字字搔着了散原的痒处。唐人杜牧不是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如倩麻姑痒处搔”。搔着了痒处，读了才能过瘾，才会来劲，否则不痛不痒，是没什么意思的。散原的和诗，有句说“声声听入可怜宵”，换成我们的大白话，便是“你老周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说进了我心坎”。当然，作诗与说话不同，作诗必须蕴藉、必须典雅，言在此而意在彼，兴发感动，不能过于直白，那样也太浅、太不好看了。所以，收到了周大烈的诗，这里就写作了“忽仰帛书传塞雁”；周的话说进心坎，就写作了“声声听入可怜宵”。这才是合乎诗艺的。
客：你这两点说得太浮泛了，能否说具体些，如究竟是哪些地方，“拨动了散老的心弦”？因为周大烈的诗，在我看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总之我读了并不激动。
主：你不激动，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通心粉”：“通心”了，一两句就够了；不“通心”，说几箩筐也没用。从周诗来看，首先它的题目，就足以把散老的魂魄勾起来了。我们知道，散原的一生，是截然以戊戌政变为分水岭的，在戊戌之前，他的父亲任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江标等先觉之士，共办新政，他从旁多所赞画；政变作，他们父子俱被革职，“永不叙用”。1900年冬，他父亲乃被慈禧赐死，并取其喉骨，命人奏报。散原作了一篇很长的《先府君行状》，而于父亲之死，却只能说是“忽以微疾卒”。毫无疑问，“戊戌政变”之于散原，是其一生的伤痛所在，可谓“刻骨铭心”。在除夕的晚上，在“急景凋年”的光景里，你单提“戊戌政变”四个字，也就够刺激他的了，更何况，还要提及“屡徵不起，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什么叫做“皮肉脱落几尽”？这自然不是谑散老的瘦，——你看过散老的照片，确乎是枯瘦的——而是用了一个典故，来称赞散老的精神，这就是山谷《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八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不过在这里，为了与后边“一身枯瘦”呼应，周诗把山谷的“皮毛”，易作了“皮肉”，这在散原，也是一见即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