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你说散原的诗，是受了山谷影响，我记得他本人不承认，近人的笔记中，也记了他对门人胡翔冬说的：“我四十岁前，于山谷、后山诗，未尝有一日之雅；以我为西江派诗，岂不冤哉？”陈衍则以为其诗出薛浪语，又遭到钱锺书的驳斥，这些人都是诗学的大行家，而意见如此分歧，莫衷一是，我也摸不着头脑，也不想再为此纠结了。我现在只问你，这几首除夕诗里，有没有山谷的迹象？
主：你所说的，是追溯源出于谁的问题，事实上，从钟嵘的《诗品》起，此事就争论不休了。这事说来太麻烦，我们姑且不谈它。就说散原的这几首诗，其实也是用了山谷的，如第二首的“想得呵毫雪满天”，“想得”的意思，是“想见”，是山谷诗所喜用的一个词，如“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等等。又第三首的“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反抱关”是用《汉书》的典，山谷也用过的，却不能就说他本于山谷，但“四立壁”三个字，则确乎是从山谷来的，“四立壁”的话，本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即所谓“家徒四壁立”，但将之变做“四立壁”，则是山谷《寄黄几复》的“持家但有四立壁”。这也是前人称道的，是山谷“善于变动生新的手腕”（潘伯鹰说）。
客：“反抱关”，你说是用了《汉书》的典，我记得《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那个侯嬴，就是“夷门抱关者”，为什么不是用《史记》的？
主：“抱关”二字，《史记》前就已有，见于《孟子》；“反抱关”三字，见于《汉书·萧望之传》。这些都是前人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我们也不去追究它了。周大烈此时是在张家口监督税务，所以散原用“抱关”这个词，这是很雅化的写法，包括第四首的“指挥云物照刀锥”，也是如此。“云物”指云气、景物，“刀锥”语出《左传》，指微末之利，所谓“商贾竞刀锥”（陈子昂诗）；税务监督要与商人打交道，这于诗人而言，总不免是件俗事。
客：周大烈是何时去张家口的？另外，他的诗题里说的“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是否有些问题？我记得辛亥革命后，散原也是住过上海的。
主：是在1917年。周大烈先是在1916年迁居天津的，他的女儿有三人都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因天津涨大水，又挈家迁往北京。也是在这一年，值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派他去张家口任税务署监督。赴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7月。他的《夕红楼诗集》中，有一首《赴张家口车上作》云：“今来七月京张路，才过沙城草又黄。”可以为证。不过他的家人，必定是留在北京的，他是只身赴任的，并且大概也常回家、在北京张家口之间老是跑的。他去张家口，是从德胜门出，经过居庸关、榆林驿、怀来、宣化，中间不过四百里左右的路，坐车的时间并不长。他另有一首诗，题目叫“由京回张家口留别姚重光”，是可以印证我的推测的。而散原诗说的“一身万里别三年”，其实不是写实的，而是一种烘染的写法。
张家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当时的张北县南，属口北道，是蒙古同内地买卖、货物进出口的总关门。每天进口的骡子，算来也有几千匹。这里也与俄商交易，出口货以生牛羊皮毛及南方的茶叶为大宗。所以散原诗里说“边徼沙黄车驮移”。
至于散原的“久居金陵”，是从1900年4月始的，直至1911年9月，又因为避乱，而携家人移居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就是今天的武进路；1915年夏，才又从上海还居金陵青溪之旁的散原精舍。周大烈的话稍欠精确，但也不算大错，他与散原之间，通问未必很多，但肯定是关注他的。
客：好的，我想散原的除夕诗，写了什么，已经是很清楚了。我另想请教的，尚有一事，就是你也每年除夕作诗，自觉哪首是得意之作？也顺便说说吧。
主：我那都是乱写的，是标准的“半瓶醋”，比我乱谈还要坏，不过你既提起，我也不能藏拙。我在癸巳岁除，作了首七律寄友人贺岁，其中后四句，比较的有些气象：“未妨冬雾蛇鳞没，却喜春风马耳吹。明日腾骧先发轫，与君同看踏云姿。”这里不妨摘出，为春节的吉祥语，同时，也算是效颦山谷，来个“打猛诨出”收尾吧。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