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吃，当时过年没什么娱兴节目。我记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开始偷偷打麻将，还要把毯子铺好，把窗户都关得很严很严。现在春晚年年被骂，但还是要看啊。种子就是当年种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还有一个原因，过春节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拟了这个守岁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着电视过零点，无惊无险，难忘今宵。
元宵节吃汤团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风俗还是仅限江南一带？
沈宏非：汤团是吃的，但我小时候貌似没有专门过元宵节这一说的，起码黄浦区是不过的，可能陆家嘴、程家桥一带会过吧。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过了年初三，日子就会一天天惶恐起来，真的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了”的绝望，大人的脸也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寒假也快到尾声了。把春节一路不停地过到正月十五（中央电视台好像还专门有一场元宵晚会），是很后来才恢复的吧。不过，按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里的考据，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内部的活动，正月十五开始，春节才成为街头运动，开始有各种公共活动出来，然后一路要持续到清明。
您对现在网络上南方人逢年过节就要调侃北方人“又要吃饺子了”的现象有何评论？
沈宏非：节庆的特殊饮食，南方的确比北方丰富。比如三伏，北方的习俗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杭州劳动人民的习俗却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要吃金银蹄”，虽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饺子尽管是个很北方的食品，难得的是调侃归调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动手包的话，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饺子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好像压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会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