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
您现在看待过年一般是怎样的心态？
沈宏非：比较矛盾，比较拧巴。过年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农业社会遗风，也不妨视之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对它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从今年禁止到来年容许，不断变来变去的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各种规定，到尽管已经感觉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着头皮从头到底吃完的年夜饭；从“团聚”的温暖到道途的艰难，从供应过剩的商品到必须“置办”的“年货”，从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习俗和现实，就是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总之，全社会一旦进入“过年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甚真实甚至不无魔幻的穿越感。在六七十年代，春节作为一种“旧俗”是受到主流压制的，主流的态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而我个人对“过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响，《白毛女》第一幕就是过年，大年夜。好的（红头绳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饺子）和坏的（死家长 / 被绑架），团聚和分离，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间转换。这种久远的间接体验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如何看待“春节”这件事情上，童年的经验正在不断显现出它势大无穷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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