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知道我喜好美术，考过美院但两次落榜。一次拜访，王老师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你先拿去看看。一本是维也纳大学内贝斯基博士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护法神的形貌和造像》，另一本是波恩大学扎雅仁波切的《西藏宗教艺术》，当时找到国外的学术资料很难，看到国外书籍不容易，我就迫不及待地找能够单独成篇的章节，逐章翻译出来，每月两期，在我同学邓侃主编的《西藏科技报》文物版连载，稿费有二十多元，可以补贴家用。此书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结集出版，也是我研究西藏艺术史发表的第一部译作。内贝斯基的著作我也在同时翻译，王先生当时倡议编辑一套《国外藏学译文集》丛刊，联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和冯良编辑，陈楠、沈卫荣和我都加入了筹备，内贝斯基大著的一些章节和一些王老师带回来的国外论文的汉译稿都收在译文集发表了。此后，维也纳科学院斯坦凯勒教授和王老师都为《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文版撰写了序言。1993年，冯良责编的这部书由西藏人民社出版，上下卷，共九六六页。本书对促进当时及之后很长时间内西藏苯教及民间宗教神灵体系的研究作用甚大，一度成了北京地铁书摊的畅销书。
民院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和王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去老师家蹭饭。有次印名片，居然将王老师家电话当成自己的，王先生说接到了很多找谢继胜的电话啊。1988年，我儿子出生，王老师和师母送了我们一辆竹编童车。最令人难忘的是1994年冬天，我赴藏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稍后被送回北京治疗，住了一个多月的同仁医院后回家休养，病情最严重时胸闷气喘不能下楼，需要吸瓶装氧气，整个人情绪低落，抑郁寡欢。三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在屋里也能感受到初春太阳的温暖，王老师和师母带着孙女到劲松社科院宿舍，上到九楼来看我。当时忘了生病，从床上翻下来见老师，王老师说：“小谢，没事啊，过些天肯定好了。”又说，“我和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先生前段开会碰见了，金先生还想招收有藏语基础的研究生做西藏艺术史，只有熊文彬一个还不够，你有美术基础，去考吧，我和金先生共同指导。”老师又宽慰了我一阵起身离开，我坚持送到楼下，看着王先生去广渠门坐52路，眼泪突然盈上眼眶。1995年5月，因为病没有好利索，我在西藏的画家朋友翟跃飞的陪同下，参加了帅府园美院五门课程的入学考试……或许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转向。
王老师像民院很多老先生一样，有很强的民族家国情怀，时时刻刻念叨费老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元明以来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着力尤勤，总是强调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我们经常讨论说，“想想白色覆钵大塔是北京、甚至是很多内地城市的象征”，想想宿白先生指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我们应该梳理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西方西藏艺术史家把西藏艺术全部归于印度南亚艺术的支流，这不完全是事实，印度十三世纪以后几乎没有佛教了，藏印之间此后也没有什么联系，即使吐蕃时期，我们存留的中唐敦煌壁画、汉藏边境发现的纪年摩崖石刻，与汉地敦煌的联系要比与印度的联系更密切。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1996年发表了《唐卡起源考》，确凿地指出了唐卡的装裱形制源自宋代“宣和装”。回头一看，我这几十年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王先生、金维诺先生和宿白教授倡导的多民族佛教艺术史的框架内，我和廖旸、熊文彬、罗文华等十余年来在各自熟悉的地域对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进行了持续的调查，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2005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后，王老师建议我看看黄灏先生的书，把北京的藏传佛教文物全面摸查下。当时在学校恰好招收了首届研究生，有了帮手，魏文、贾维维、杨鸿蛟、闫雪、李俊、郭丽萍、孙林都参与了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的调查，终于完成了三大卷的《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研究》，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们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献、图像与西藏艺术史构建”，以西藏腹地西藏艺术本体为中心，构建完整的西藏艺术史体系。这一切的学术脉络，都与王尧老师、金维诺教授和宿白先生的学术理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