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是国内藏学界最早参加国际藏学会的学者，1999年，我从燕京学社回来，去看望老师，谈到我们曾一起参加的由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国际藏学会，说能不能中国学者也组织一个专业国际会议，王老师说，据说申报手续很繁杂，你是“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没有上一辈的人事瓜葛，试试看。2001年3月间，我和同事廖旸，联络了藏学中心的熊文彬博士，开始张罗“第一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英文缩写成ICTAA，当时社科院民族所从所长到室主任都很支持，但是没有经费。恰巧我到川大藏学所去开会，努力地提交了“青藏铁路建设对我国藏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多元影响的追踪研究”的会议报告，媒体报道不少，估计藏学所所长霍巍、石硕教授都很满意，一拍即合，川大藏学所愿意和我们一起来筹备，提供经费五万元，所有的会议文件和与学者的通联都是廖旸和我处理，参加会议的各位大牛都帮忙做会议口译，并由此形成了西藏艺术国际会的传统，历届会议帮我们做会场口译的有张海洋、纳日碧力戈、沈卫荣、韦陀、彭文斌、宁强、景安宁、周文欣、王迎等。此后，虽然我调动过两个单位，但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会从2002年的第一届到2015年的第六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认可的国际例会。今年8月，陕师大举行国外藏学中心成立仪式，其间和老师还谈到我所在浙大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发展和成立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国际学会的话题，说浙大有姜亮夫、蒋礼鸿以来的敦煌文献学传统，能在这样的一流高校建立个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机构，也算小谢你功德一桩，就看以后怎么发展下去。
我现在带研究生，经常请同学聚餐吃饭，同学问起，我说跟王老师学的。王老师实际上非常节俭，但经常招呼同学吃便饭，名言“教授就是请学生吃饭的”，那时候吃饭也就是在民院周边的小餐馆吃各种面条、炒饼。我记得比较奢侈的有两次，一次是请几位家在北京的弟子吃西单南口的全素斋，另一次，大概是1996年前后，大家一起讨论《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编辑大纲，会后被各位弟子裹挟到魏公村的一家叫双盛园的海鲜店，七八位竟花了将近九百元，王老师“心痛不已”，说“九百啊”。记得2004年，我在台湾云林一所大学汉学所当客座教授上课，随王老师从斗六坐火车赴台北去看望他妹妹，出了台北车站，老师执意要坐公共汽车前往，出租车停下都不坐。虽然如此，老师将自己多年购藏、收集的善本分别捐献给弟子及再传弟子所在的高校资料室。
和我年龄相仿的这一辈学者，几乎都得到过王老师无私的帮助，有年轻人因为听了王先生的课程或讲座转向了藏学研究，很多年轻人的论著通过老师推荐发表，更有年轻人通过老师的朋友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从二十七岁从拉萨进北京到转赴西子湖畔浙江大学，至今已届三十二年，要说本人学术生涯中的最为重要的人，只能是王老师。记得刚调到首师大，因为极不善于表达，开始上课自己两腿先打哆嗦，准备三节课的PPT，半节课就讲完了，记得王老师听我复述讲课内容后，说我是“茶壶煮饺子”，点拨说每节课讲清楚一个重点，反复讲透，语速要慢，课堂讲话语句主宾谓要完整，不要前言不搭后语，不指望把你知道的都要一下子全倒出来。王老师带学生多在言传身教与耳濡目染，能够得到老师具体指点，把我从“河套土著”改造成一位教师和研究者，真心觉得非常幸运。
我这两年，整个夏天一直在西藏考察，回来也多在杭州。一天，人民大学沈卫荣老师电话说王先生轻微中风，住院了。赶到武警总院医院病房，老师没能认出，同在病房照看老师的陈践老师说，“王老师，是小谢。”等换了三层大病房，我再去看，王老师立刻认出来了，说自己没事，让我在南方好好工作，“你是西北人啊，呆一段才能知道江南的好。”此后，王老师似乎完全恢复了，去西安参加了陕师大国外藏学中心的成立会，其间还接受了陕师大历史地理杂志的采访。过了两个月，沈老师给我电话，说王老师在家摔倒了，脊柱受伤，住在水利医院。等我赶到水利医院看他，已经住了近二十天，前期绝对卧床，我见到他时，已经能够扶着支撑架站起身来。见到我反复说，我这辈子有你们这些同学做朋友非常知足，藏学以后就要靠你们去发展了。离开时，王老师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小谢，不要忘了我啊”，我当时一愣，赶紧说老师您很快就康复了。
此后王老师住到北京西郊四季青敬老院，一天晚上我去看他，看住宿条件非常好，有个河南小姑娘照看，我说王老师您这是四星级饭店敬老院，王先生说好是好，我每月退休金都交这儿了。当时老师还能吃满一碗饭，喝一瓶酸奶。看晚上快八点了，说小谢你先回吧，住得远。
出了老师房间，记得敬老院的走廊很宽，几乎无人，院子里暖色的路灯穿过玻璃、非常耀眼。仅仅两月之内，再次见到王老师，已经是周身簇拥着鲜花……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