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Hopkins曾将十八世纪藏族学者绛阳协巴所造《大宗义书》（Grub mtha' chen mo）中有关自续部中观和经量部中观的章节分别分配给Lopez和Klein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题。重视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读解、翻译和注释，来培养弟子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能力，这不失为一种十分可取的教学方法。然而，是将手中研读的这个文本当作一种绝对真实、不可怀疑的教条，将记录和保持这个文本所传教法之传承作为首要目标，或者不惜曲解其本意以逢迎当代人之宗教需求和热望，还是将这个文本放回到它原有的语言、教法语境中去细致考察，以批判性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这个文本所传达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对它作出正确的解读和诠释，这是区分宗教和学术、神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正如Lopez所批评的那样，以Hopkins和Thurman为代表的美国早期藏传佛教学者常常模糊和混淆这种宗教和学术的分野，乃至造成藏传佛教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宗教化、神学化的倾向。
Hopkins仿照藏传佛教寺院训练学僧的方法在弗大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极好的藏语文能力和对藏传佛教有深刻了解的弟子，后者的学术风格或多或少与Hopkins类似。但是，随着藏传佛教研究与作为整体的北美比较宗教研究在学科上的整合越来越深入，这种具有明显的宗教化神学旨趣的学术取径渐渐被扬弃，而代之以选择与美国主流学术传统更接近的学术方法，选择与美国主流学术关心更相关的课题。前述Lopez从研究中观哲学、《心经》等，转而采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来考察西方表述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就是这种转型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他对中观哲学等藏传佛法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Hopkins的影响，而他那些可以归类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作，则转而成为对Hopkins之学术的反省和批判了。而像Dalton和Quintman等Lopez的弟子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著作，则明显减弱了Lopez和Hopkins所代表的两种学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气氛，其中虽有Hopkins之传统的影响，但更接近于被美国藏传佛教研究主流所遗忘的佛教语文学传统，也与美国主流学术传统中的宗教研究的大趋势更加切合了。
由于Thurman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此时那股于六七十年代之嬉皮和新时代运动中迸发出来的对藏传佛教等东方宗教传统的狂热已开始减退，尽管Thurman本人作为藏传佛教于西方世界之代言人的影响力日增，但他并没有像Hopkins一样把藏传佛教寺院对学僧的训练方式完全照搬到哥大宗教系内，而是基本上传习了哥大已有的学术训练传统（Thurman的前任是著名印藏佛教学家Alex Wayman教授；优秀藏学家Matthew Kapstein教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曾长期在哥大任教）。与Hopkins的弟子基本上只利用藏文佛教文献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不同，Thurman的弟子大部分兼通梵藏两种佛教语言，多从印藏佛教研究的角度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他们的语文学功夫似乎比Hopkins的弟子扎实，而且他们也更注重比较宗教学的训练，不专注于对藏传佛教进行神学式的研究。Thurman在哥大最优秀的作品或就是Wedemeyer，他身上不乏其尊师式的个人魅力，而其佛教语文学的功力和对宗教学理论的掌握均更胜其尊师一筹，他的有关圣天《摄行灯论》的研究（Aryadeva'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 （Caryamelapakapradi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a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2007）和他的《为密乘佛教正名》（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这两部著作，分别反映出他于佛教研究的两个方面的功底和成就。自然，他对Lopez对美国藏传佛教研究这一学科之形成和发展之历史的描述和批评根本无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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