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emeyer批评Lopez把“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个人经历当作了北美佛教研究之整体的一个转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自然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Lopez对弗大藏传佛教研究生班之教学，和对Thurman之学术方法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于此，我们甚至应该对Lopez敢于对老师和自己的学术道路作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幻灭的一代，Hopkins和Thurman最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本来就与学术无关，而是为了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令精神走向成熟解脱的道路，他们是美国嬉皮时代和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代激进的东方发烧友中的典型。虽然为了安身立命，并为藏传佛教更好地在西方传播开创一条便捷的途径，他们都在格西旺杰的鼓励下重返曾被他们遗弃了的校园之中，并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学术的道路。但是，即使他们最终都成了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他们最属意的依然还是教法而非学术，最关心的是如何在西方大众中传播他们所领悟了的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他们的藏传佛教研究基本背离了欧美的佛教语文学传统，他们的著述也基本上徘徊于面向普罗大众的法本（dharma books）和面向专家的精深的学术著作之间。
从这个角度而言，Lopez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由于《囚徒》一书的着力点并不是学术史，而是西方如何表述西藏的历史，它只求典型而不求全面，所以，作者既没有对他的老师辈学者的这种介于教法与学术之间的治学方法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质疑和批评，也没有对Thurman众多著作于传法之外的学术意义予以肯定。为了突出Thurman如何为神话化西藏推波助澜，便不得不忽视其著作的学术意义，而这引起了Wedemeyer的强烈不满。从佛教语文学的角度来看，Thurman和Hopkins的大量以藏文著述的译文为主体的学术著作都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包括Lopez书中加以褒扬的Hopkins的成名之作——《观空》一书，由于其预期的读者群显然更应该是广大的修法行人，而不是象牙塔中有数的几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它的写作方法不符合基本的语文学学术规范，难说它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样，Hopkins翻译的觉囊派祖师朵波巴的名著《山法了义海》虽乃皇皇巨著，但它备受佛教语文学家的诟病，因为其中的译文不但有很多的错漏，而且还通过翻译语词的选择和译者带有倾向性的诠释，使得其原作面目全非，其中之微言大义也全都变了味道。遗憾的是，对此类学术毛病，Lopez反而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
不得不指出的是，Lopez虽然对包括Thurman在内的诸多西方学术名流的批评通常都是嬉笑怒骂、不遗余力的，然而对自己的老师Hopkins的批评却是点到为止，非常留有情面，看来他并没有如Wedemeyer推测的那样“对自己的导师怀有深刻的不满”。事实上，Hopkins与Thurman一样，都必须对神话化西藏这一现象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条道路上他有时走得甚至比Thurman更远。例如他将根敦群培的《欲论》翻译、改造成了一部同时适用于异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性爱技术宝典，并将这部原本与佛教无关的性爱指南书说成是一部藏传佛教的传世经典，将既能享受身体的喜乐，又能获得精神的解脱说成是藏传佛教之精华等等，都是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利用其藏传佛教研究权威的身份，如此曲解藏传佛教，误导受众，真是匪夷所思。然而，Lopez对此竟然视而不见，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像针对Thurman那样尖刻的批评，难怪Wedemeyer会有如此深刻的不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