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谛闲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徐文蔚在京所办的讲经会，在此会中，他认识了当时的铁道督办蒯若木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二人都是著名的居士，他们对谛闲很是尊重，同意出资帮助谛闲创办佛学院。1919年，谛闲回到宁波，在观宗寺内设立观宗学社，培养出了大量的弟子，从而使天台教义在民国又得以中兴。我在宁波无意间竟然探访到了谛闲所建的观宗寺，这真是令人欣喜的意外。但此行的目的之一，还是要找到延庆寺，拍照完毕后，从观宗寺大门走出，这就是我前来时首先走入的那条小巷。
退出延庆巷左转，前行不到十米有一条并行的小巷，在巷口的左右各有一块铭牌，分别写明着解放路12号和14号，右侧立柱上挂着宁波市佛教协会的竖匾，这块匾白底黑字，典型的机关制式，黑色的铁栅栏门敞开着，我向内前行了二十米，又有一道大门，门楣变成了拱形，仍然是这几个字，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收发室人员，黑着脸冷眼看我，这神态告诉我想走进这个门拍照，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这种神态反让我升起一股屡败屡战的斗志，我迎着他的冷眼，毫不胆怯地向他走去。
我走到他的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神，当然我说话的口气一定是很和善的，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我刚提出要进内拍照的要求，就被他一口回绝了。以我的个性，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掉头就走，但这次我却改变了策略：我把自己想像成罗家英扮演的唐僧，站在原地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自己来此寻找佛迹的伟大意义，至于他听与不听，或者他听进去了多少，我完全不介意。这样持续地唠叨了几分钟后，老人冰冷的神态有所融化，他跟我解释着不让拍照的原因：去年有人来此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在了网上，传到了国外，造成了负面影响，省里有关部门追查到了这里，所以领导规定再也不让外人进院拍照。他的解释让我抓住了破绽，我并不关心是什么负面报道引起了领导的烦心，我临时组织词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绝不会把照片放在国外网站的三大理由，这套说辞起了效果，他同意我进院拍照两张马上出来，并强调“只能拍两张”，我当然是满口应承。
院落不大，像个大型的四合院，完全不像寺庙的布局，老人听到了我的疑问，他解释说，这只是延庆寺的一部分，旁边的观宗寺以前不是独立的寺庙，而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原来是延庆寺的讲堂，所以它叫观宗讲寺。我表示出对他的所讲极其感兴趣，并且向他请问着这样或那样的疑惑，他的解惑之词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因为要抓紧这难得的时间赶快拍几张照片，万一某个领导出来把我轰出去，想拍照之事就完全泡汤了，那我刚才所说岂不真成废话了。
但眼前的这个寺庙，我却看不到延庆寺的匾额，正方的门楣上挂着的匾额写着“敦善堂”三个字，老人说延庆寺的匾额的确没有，他努力地让我理解，这里虽然没有匾额，但却是真真正正的延庆寺。他的这种正统的态度，似乎跟知礼一脉相承，即此也可以看得出老人爱寺如家，不允许外人对他所守卫的领土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他说本寺正在修复中，等今后全部整修完毕之后，也会让外面的人来听讲座，到那时延庆寺自然就对外开放了。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绽放出喜悦之态，他的幸福情绪对我也有所感染，我同他一起赞叹着美好未来。可是我刚拍了两张照片，就从屋子出来几个人，从神态看应当是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老人马上拉我出去，这使得大殿内的情形我未能看到。
回到大门口，我郑重地向老人道谢，感谢他的为怀之慈悲，然后转身离去，刚走出十几米，听到老人在后面喊我，他快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本杂志，名称叫《宁波佛教》，他说：“这个你可能有用。”接过杂志，我心中的情绪不仅是激动，而更多的是内疚和自责，此前对老人的调侃态度让自己感到很惭愧，他的做法对他而言是职责所在，完全无不妥之处，而我却想尽办法与之周旋，然老人却又如此的诚心待我。我连声说着谢谢，感觉脸上的神态一定不好看，好在老人并不在意我的神态，他跟我挥挥手说没什么，转身离去了。
按资料记载，延庆寺位置在“日湖之上”，然我在寺庙中到处转看，没有看到任何的水面，这让我怀疑此时的延庆寺是否还是在当年的原处，我从延庆寺出来时，时已正午，天气大热，我在解放南路上的一个凹口处，背荫坐在墙根儿整理行囊，无意间看到路边立着一块石碑，近前视之，正是“日湖遗址”碑，看到这块碑，让我有些兴奋，证实了今日佛教协会及观宗寺正是当年延庆寺的旧址所在，可惜的是，我没能在这两个寺内找到知礼大师的任何遗迹。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