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正殿，里面有三四个妇女正在折银元宝，已经折出了许多筐，我不懂金元宝与银元宝在供奉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大殿内的功德箱上有个装置，我也是第一次见：样子像个摇号机，侧旁还有手摇柄，机器上贴着说明：请滚动。我正想上去试试如何操作，在一旁折元宝的妇女，一边手不停歇地飞快折纸，一边斜眼望着我，她的眼神打消了我好奇的念头，我注意她的手，看她娴熟地做着功德，三秒钟就能完成一个，这让我想起了卖油翁。
我在大雄宝殿的侧墙上看到一块石碑，碑额上写着：天台教观第四十三祖谛公碑，在旁边的介绍栏中看到几张复制的老照片，其中有谛闲法师肖像，我觉得这就是碑上所说的那位谛公，而谛公则是近代天台宗名僧谛闲的尊称。谛闲为天台宗第四十三祖，也是我的寻访对象，没想到在这里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迹，这个意外所获让我很是高兴，这也让我更加好奇：进入的这个寺庙，真的就是我要寻找的延庆寺吗？
在另一个布告栏中详列出了维修大雄宝殿认捐明细表，列在第一项的是“大雄宝殿匾额”，数量一块，价格却是三十九万；而第二项的“金丝楠主栋梁”，一根的价格是三十六万；金丝楠如此珍贵，整个的大梁则更为稀见，如何价格还比不过一块匾额，也许是位置重要吧。
在大殿的侧面无意中看到了有个小院，门匾上写着“四明书院”，门两旁的抱柱上也说明了此地正是当年的证人讲会所在地：景仰先贤犹忆南雷傲骨，宏开讲舍再承东浙学风。根据资料记载，当年的证人书院就开在延庆寺内，如此看来，正如那位女子所说，这个寺院真的就是延庆寺，可惜院中无人，我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进入四明书院小院，整个院落是重新翻盖的仿古建筑，院中侧墙边立着一块新刻的石碑，中间大字刻着“入唐着岸圣迹碑”，碑的背面刻着说明文字，题目为《传教大师最澄上岸纪念碑记》，底下密密地刻着一些小字，然而此碑距后墙的距离不足半米，拍照很是困难，我难以拍清楚后面的文字，书院的正堂锁着门，无法看清里面的究竟，我觉得还是应当先找一位同仁请他给我解惑。
进入侧殿，一位僧人正在读书，我先向其请教第一大疑问：贵寺叫延庆寺吗？他回答说，延庆寺在隔壁。同时告诉我，从延庆巷内进不了延庆寺，需回到解放南路上，才能找到入口。我感谢了他的指教，于是从本寺的正门退出，在正门的旁边，无意间看到了文保牌，上面写着“观宗寺”，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刚才参观者乃是本打算寻找的观宗寺。
观宗寺原本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延庆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当时名叫报恩院，到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名为延庆寺，成为了天台宗著名的讲寺。此寺到了宋代元丰年间，知礼的五世宗孙介然在延庆寺的东北角，建立了“十六观堂”。到了乾隆末年，这十六观堂从延庆寺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寺院，名字就叫十六观堂。1912年时，十六观堂的方丈犯规，被鄞县主事驱逐，经过当地的宗教人士商议，从上海请来了谛闲做此堂的住持。谛闲根据知礼所言“三观为宗，说法为用”，将这个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简称为“观宗寺”。即此可知，观宗寺是由谛闲所建造者。
谛闲本名朱古虚，是浙江黄岩人，父母过世之后，跟着舅舅开药店，后来领悟到“药但医病，不能医命”，于是就想出家。光绪三年，谛闲二十岁时，就出家于临海的白云山，二十四岁时，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但是他极其聪明，在听《法华经》时：“未及终卷，已领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妙旨”，因此他在二十八岁时，就做了杭州六通寺的住持，而后他大开讲习，弘传天台宗教义。因为谛闲声名远播，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请谛闲到京弘法，因此结识了许多著名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