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道路，即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故称辇路。只有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就是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人周伯琦《扈从集》，把十八捺钵之名一一列出，当然准确与否还是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从集》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强，因此比较清楚。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我在往复BBS上和张帆讨论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萌生了：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可是不久我就把注意力放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以及由此碑引起的五回道考察中。再以后，时光岂止如梭。走辇路前往上都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最近。
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大概源自畏吾儿（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游记》采用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后来的金国统治区域的称呼，延伸而至全中国），所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人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人交谈，才知道北京原来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十七世纪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大多还是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家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首都叫Cambuluc（汗八里）。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用蒙古语命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Mirza Shahrukh）派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的庞大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回国，记载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斯文原本和后来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可以算是一个重要证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行进入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当然出自西域，随后他们在元朝居留期间，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大概也都是来自西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如蒙古人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没有别的词汇，只有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作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骤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人群里没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金莲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获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今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