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石若蒙先篆其一，见感。
（三）拓本四十二奉赠，医戒看字，勿赐收。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四）晋石拓本一纸奉赠。病未愈也，心绪亦纷然耳。仓石大兄大人。制荫顿首。五月三日。
“不如掩关”印，便中当定也。
（五）求篆印不敢促迫，能事但能先得，阳文者为妙耳（小字：旧者太大，石如方伯裕印之小也），必当图报。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六）印收到。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七）篆石收到，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八）墓志二分、对一分，敬赠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从内容上看，可知是从求印到得印的一批信札。潘祖荫当时的眼疾很，医生嘱咐要少看字，潘还关照吴昌硕回信字要写得够大，否则看不见。潘祖荫急于求印，拿到后也有所要求，他喜欢阳文印，还嫌原来刻的太大，希望吴能像给方伯裕（方浚益）的那样大小再刻一个。
吴昌硕自述为潘祖荫治印几十方，以现存书信中潘祖荫求印情况来看，是符合的。可惜的是，上文提到的“井西书屋”“不如掩关”印，笔者考诸吴昌硕的几种印集，均未找到印蜕。吴昌硕印谱中唯有“攀古楼”明确可知是潘祖荫之物，亦无刻款。蒙潘裕达老师告知，另一方吴昌硕所刻“沇钟堂”朱文印乃潘祖荫故物，考新出邹涛主编《吴昌硕全集·篆刻卷》果有此印，惜无刻款，列在无年月类。另检得吴昌硕在光绪十年寒食节那天，给潘祖荫族侄潘志万（硕庭）治了一方“还砚堂”，尺寸和风格与“沇钟堂”酷似，很可能是同时所作。而吴昌硕给方浚益（伯裕）刻的一方白文印“方浚益印”，果如信中所说，印面比给潘祖荫的小不少。由此可知，现存吴昌硕为潘祖荫所治印唯两方：“攀古楼”白文印和“沇钟堂”朱文印。
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与吴昌硕相识，而吴昌硕与潘钟瑞交往甚深，金石往还甚密。吴昌硕《石交集》“潘钟瑞”条云：“香禅居士名钟瑞，字麐生，又号瘦羊，吴县人。性澹泊，貌和而清。……与余有深契，过从频数。每得书画碑版，辄共欣赏。恒为余题跋，余亦为君奏技，相得甚欢焉。”由此可知，吴昌硕与潘氏一族多有金石之交，这对吴昌硕得盛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早岁参加科举，并不理想，时天下巨变，渐有维新之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再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前，先行投刺潘祖荫、翁同龢、徐桐等“有时名”的几位大臣，恐怕是希望他们能替他递交上书光绪的信。《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八月谒明陵……九月游西山……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
十月初四日，康有为致信潘祖荫求见，潘祖荫与康有为的伯祖康国器有旧谊。（《日记》：“初四日，康祖诒，号长素，友国器之从孙。上书，自称南海布衣。”）康有为在信中盛赞潘祖荫“好才爱士、雄略柱天”请求一见：
……仆生人间三十一年矣。少涉百家之言，长通六经之旨。……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繣八表之思，好士若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罍耆艾之大臣也……（见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
十月初八日，潘祖荫约见了康有为，十七日，潘主持考试刚结束就送给康有为一笔川资，并答应为康国器作墓志。（《日记》：“初八日，康祖诒来。”“十七日，卯刻出闱。送康祖诒长素八金，并允其伯祖友之国器作志。”）康有为随后又写一信抒发胸意，大抵可知康有为再三求见、致信是表达自己救弊济世的急切之情，盛赞潘祖荫“公卿子弟，熟谙掌故，又身阅四朝，老于时事”，“才气魄力，能运天下为非常之事、度外之言，大人一人而已”，鼓动他挺身而出，推动革新。潘祖荫谆谆教导康有为要“熟读律例”，安心参加科考，而康有为不以为然，称“此自当官所宜然。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见康有为《与潘文勤书》）。潘祖荫此后未再与康有为来往，现存文献也未见潘祖荫为康国器作的墓志。更有趣的是，与潘祖荫的老友翁同龢同样以爱才名于世，却将初次求见的康有为直接拒于门外，这与日后向光绪皇帝引荐康有为共推维新的他判若两人。（《翁同龢日记》：“十月十三日，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