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这次“捡漏”的机缘，我在几天后也总是惦记着那堆书中会不会还有我“漏捡”的“宝物”？我陪送小女到那家书店附近的一个考场参加为时一小时的一项测试，等伊一进场，我就飞奔似地借了一辆公共自行车飞踩到那家店，再次在上次那几架子书前徘徊“寻宝”，踯躅间忽然发现那几个书架上的书原来分为好几层，我果然是怀着探宝的兴奋和期待移开上次检索过的外层，于黑暗中（因为书架最底下那几排间距很短，几乎与书高相等）伸出手去摸索，“奇迹”出现了：我先是看到了自己抓到的一本灰黑布面上的“富强”两字，待定睛一看，原来是江湖上人称“大炮”的史华慈教授的严复书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而且还是哈佛1964年的初版本！当时那种感受几乎可以用“目瞪口呆”来形容！虽然有了上次的经验，感觉老板索价不会太离谱，但我还是勉强抑制住一种内心被攫住的巨大激动，故作镇定地请店员去为此书定价，再次“还好”，书价岂止是“我可以接受的”，现在我可以交个底：我对此书之心理价位的“上限”大概是报价的十倍！
回想起来，在那套颇负盛名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严复与西方》大概是除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和贾祖麟教授的《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外我念得最为仔细的一种了，念余英时先生的书大概无需太特别的“理由”，而读格里德（中译本没有翻出作者的中文名字，就正如当年一次我“偶然”把“魏特夫”译成了“威特福格尔”）的那部书则主要是为了写那篇后来被自己的老师否掉的关于张君劢的硕士论文。史华慈的严复书给了我磨灭不去的印象，多年以后，“枫林晚”的朱升华兄请我为他的“书天堂”推荐几种在我的阅读生涯中给我难忘记忆的书，在我没有做任何翻检而信手写出的十本书中，就有《严复与西方》。这里可以聊记一笔的是，当年在看到我的书单后，我和升华共同的书友罗卫东教授还把它放到了他当年颇为红火的博客上。这些旧事就如同当年念那些“旧”书的体验，如今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了。然则，如今的我们却正是被我们对以往的记忆所塑造的。随着年华老去，我那不断被人“夸赞”的记忆力——童世骏教授曾笑谓常人的“毛病”是“记不住”，我的“毛病”是“忘不掉”——也一定会衰退，为了让将来回忆时有据可查，有迹可寻，且让我记下在那一小时大概堪称我“性价比”最高的淘书经历中淘到的另外八本书：
有五本是我勉强识得的英文书：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平装一版；两本关于章太炎和晚清民族主义的书，一种是汪荣祖教授的《寻求现代民族主义》，属于王赓武教授主编的一套中国研究丛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精装初版，另一种封面上有“排满主义”字样，是芬兰汉学家高歌（Kauko Laitinen）教授的《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专刊系列；还有一本“西学”著作，出身哈佛的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Richard Miller的《事实与方法》；最后一本是James Cole的《绍兴：十九世纪中国的合作与竞争》，属于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的亚洲研究丛书的一种。
还有三本是我从未学过也没有打算要学的日文译著（请允许我同样只写下中文书名）：彼得·温奇（Peter Winch）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哈特的《法的概念》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念》！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