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移民美国的文学批评家阿扎尔·纳菲西的《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杨晓琼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并非是一部单纯的文学阅读指南或文学批评类著作，该书的写法是把文学阅读与她成为美国公民的个人经历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她所认识的朋友的故事糅合起来，甚至还糅合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的教学心得，在人物与故事的穿插碰撞中凸显出美国的文学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性问题。在“英文版序”中，纳菲西首先通过与一位伊朗青年的对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否只有在文学被视为禁忌、阅读和传播必须冒着危险的极权社会中，文学才是特别重要和被珍视的？她并不同意，虽然她能体会那种感觉，也并不否认在美国功利主义态度造成的精神危机和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这篇长长的序言深刻而又动情地回答了根本性的问题：何谓文学？文学与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在她看来，小说里并非只有幻想或政治控制与反抗，文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没有政治、宗教、种族和性别界限的想象共和国；文学中的人物所不懈追求的自由，并非只是对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人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文学打开了通向有意义生活的窗户。所有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中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在美国蔓延的深刻危机——功利主义使对思想和想象力的尊重日益匮乏，极权国家对文学的恐惧与民主国家对文学的意识麻木和怠惰，事实被简化和概念被一般化，永远作为陌路人或流放者的作家和诗人，以及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隐形的、几乎是秘密团体一样的读者群，所有这些都是紧扣我们心弦的论述。如果今天要编一部文学批评阅读文选，不妨考虑选取这篇序言。
纳菲西的阅读与解读方式与她个人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呈现的更多是在个人命运与文学之间的精神默契，其中交织着在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生命体验与观察，由此产生了与常见的文学批评文本迥然不同的阅读张力，诱发着读者进入政治与文学的“想象共和国”。从这个角度进入文学，也正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历程；在当年大学生的校园中，文学与思想启蒙、社会批判的紧密联系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底色。纳菲西在书中最后说，“这本书最根本的观点我最初在2004年罗马国际文学节的一场演讲上表达过，在文学节活动目录上列出的标题是‘带着目的流浪：文学的颠覆性力量’”（311页）。这一标题可能会触痛我们的记忆与心灵，“目的”、“流浪”与“文学的颠覆性力量”，不少人曾经分享了这样的精神命运。
既然是“三本书里读美国”，那么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和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纳菲西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又为什么是这三本？哈克贝利·费恩的天生叛逆与流浪形象固然是重要的，同时重要的是对社会的永恒的批判精神，以及揭露善良的平凡人的沉默使罪恶得以实施的罪责。中产者巴比特先生的悲剧则源于他的自我矛盾：既希望安定又有不安分的冲动，深陷在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之中，渴望地位与物质成就，无法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在南方小镇有一群孤独的人，压迫他们的痛苦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痛苦中也有滑稽，但是让人无法笑得起来。而最后长长的“后记”以作家和人权斗士詹姆斯·鲍德温为对象，因为他在极大的程度上展示了当前的真相、危机和未来的希望。鲍德温说，“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国家就是美国” ，“而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要求终身享有批判它的权利”（275页）。这就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