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吴展良像：刘筝 绘
辛亥革命后，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挂起十八星旗。由此，中国进入第三期建国与立国的探索。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后，民国官员致祭明孝陵，有光复汉人统治的意味。
吴展良教授，1958年生于台北，毕业于台大，长期从学于钱穆先生及其门下先进弟子。后负笈美国，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长期任教于台大。吴教授一直从事宋代、近代和西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儒学、传统文化和中西交会颇有见解。
近年来，吴教授又专注于中国的三期（尤其最后一期）建国与立国方式之研究：第一期是封建时期，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从之前龙山时期许多分立的政治体，到开始形成各地的联盟，最后构成以三代王权为中心的大同盟；第二期是由秦汉到清，一统天下，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郡县国家；第三期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这三期之间既有巨大的变化，又有很强的连续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母体。趁吴教授来华东师大参加第三届思想史研修班之际，我们请他谈了相关问题。
三期建国与立国方式
您是研究儒学出身的，是什么促使您专注于中国的建国与立国方式的研究？
吴展良：儒学关心的从来就是修齐治平，尤其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问题。我一开始处理的是中西思想与文化交汇的一些根本问题，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心灵》，谈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其中所呈现的中国自身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从而我意识到，虽然近代中国大谈启蒙，但这是表层与意识形态上的启蒙，中国人实际的思想、行为、情感与组织方式等一直具有大量的非启蒙因素。所以，这是在非启蒙的母体里大谈启蒙的理想，而启蒙也随之变形了。我从中认识到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延续性。这不仅体现在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身上，在胡适、傅斯年等新派人物上也一样看得到。还有蒋介石，虽然是民国的领导人，但仍旧大量采用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才能运转，我们不必苛责。孙中山先生比较不运用这些手段，所以孙先生没法掌权。所以，我不认为近代中国是一部启蒙的历史，当然也不是反启蒙，而是中国这个母体选择运用了各种现代因素来进行现代转型，但依旧大量延续了原有的体质。如果要解决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母体。我以前也是做专门性的题目，后来意识到这不能解决中华文明新时代转型这种大问题——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体量，延续性非常强，其转型高度困难，必须从整体上思考。
至于为何特别看重建国与立国方式的研究，是因为我深感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其建国与立国的道路和方式，从一开始就主导了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学术与风俗的发展。这些文明要素内涵相通，如七巧板般构成了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其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礼俗、宗教以及本体-宇宙观、形上观、认识观、伦理道德观、审美观等各方面的基本内涵，均与西方大不同，必须整体理解，且莫不深受中国历代建国与立国方式的影响。例如传统上始终不能不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根本原因，不仅是他们“道德高超”，而其实还在于他们创造并主导了三代建国与立国的道路与方式。这些道路与方式构成了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与礼俗的中心。六经最主要记载的正是相传他们及其子孙和大臣建国与立国方式的关键文献，儒学传承与发扬其精义，成为后世中国体系的基础。传统中国体系的一切，几乎莫不深植于经学与儒学。古人视之若天经地义，可能太过，但这确实是中国体系与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我们今天必须通过经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对其重新加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