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胡汉融合，一直以来，受正统史学影响，这方面的认识似乎很不足。
吴展良：其实开创第二期中国，一统所谓“华夏文明”的秦朝，本身就是高度胡汉融合的。秦人源出泰山一带的东夷，后迁居甘肃东边西戎之地。他们臣服于周室，替周朝“保西垂”，全面学习先进的周文化，并长期与西戎争战及通婚。秦襄公之后秦人进而在关中发展，收纳平王东迁后的周余民。秦穆公再回向西发展，独霸于西戎。秦人后期大量使用西戎和欧亚草原文化。在先进的周文化与夷狄血统及文化融合的基础下，藉着商鞅变法，开创了第二期中国的大一统局面。
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是胡汉融合，宋代已与辽金并峙，再往后是元和清。客观的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汉人要承认这一点。这样，对他族才能有适当的尊重。其次，还要用《尚书·禹贡》中“五服”的概念去理解，即甸﹑侯﹑绥﹑要﹑荒，是同心圆式的放大。要服和荒服是胡人的地区，具有特殊性，要用另外的方式来对待。重点是提高自身的文明，行仁政，尊重他族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人愿意亲附交流，而不是采用同化政策。说到底，中国其实是古典华夏文明不断融合扩大的过程，所以从三代开始就讲要行王道，要“兴灭国，继绝世”。时至今日，民族自觉问题更为复杂。如果你不尊重对方的文化与身份，不管有多少经济与实际利益，对方最后一定还是怨恨。各期状况虽然不同，中国的建国与立国从来就必须重视和处理好民族关系。
其实，魏晋南北朝后中国的内涵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大量融入胡人血统与文化。北方先是胡主汉从，胡汉融合，并在后期形成一种“融胡入汉”的现象。唐初胡汉一家，在安史之乱后，因作为各地军方领袖的胡人番将作乱，使唐人觉得不能太过胡化，于是更进一步提倡华夏文明正统。中华文明从而日渐恢复以汉化为主的生活方式，然而宋与明的中国，却都无法恢复汉唐的国力。这过程的启示是：中华文明是个很奇特的文明，他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独特的“再生族”。中国曾几次面临衰亡——西晋亡后五胡入主中原，元跟清又曾两次由胡人入主中国。晚清之后，西方与日本又全面入侵，之后才又新生。事实上，每次新生都须融入新事物，在南北朝时还大量融入新血统，才能达成新生。因此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从来不是纯种文明，它必须要融入新文明、新事物，才能继续维持新生。但它有个强大的力量，在融入新事物的同时能维系自身重要的基本特质，其主体至今仍是深具开放性的华夏文化。
在第二期历史中，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为什么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还能保持下来？
吴展良：第二期中国的政治与基层社会结构是高度稳定的，有人说是“超稳定结构”，强调中国社会在崩溃后一再被不变的意识形态蓝图所修复，这有其所见，但我不很采取这个说法。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国之为中国，根本的关键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始终是以家族或类家族的组织为中心，而整个社会和国家运用了扩大的家族主义建构，政治、社会与伦理文化的同构性非常高。因此，就算上层垮了，下面还是维系了基本的社会构造与文化，一旦王者或好的统治者出现，运用原有的建国与立国方式，传统型王朝又可以重新建构起来。另外，就是中国一直力图保持最先进高尚的文明以融合内部并稳定天下，或曰当时的世界局势。
第一期中国是彻底的家国同构，宗法是整个政治与社会的运行原则。第二期虽然不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然而秦汉的建国与立国，均经过“化家为国”的过程。不仅如此，上层的国家结构虽然颇为法家化了，但广大的社会依然走向宗族化，从上到下的人际关系也是扩大的家族化或曰儒家化，在精神上、思想上，人们还是倾向于家国同构，我称之为“体儒用法”。华夏体系吸收很多新东西都是这个模式，还有“体儒用佛”、“体儒用道”。这个“体”是什么？是农业与手工业社会里牢不可破的家族与扩大的家族式网络。到了宋以下，因为社会更平民化的关系，特别重视《大学》，更进一步加强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使得身家国一体化。儒学进一步平民化，儒家士人则进一步地方化，在社会上普遍做领导，更使政治、经济、社会、学术与文化一体化的情况得到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