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梓洁相似的是，上海作家薛舒写完非虚构长篇《远去的人》后也“成为”了老年痴呆症方面的专家。2012年，薛舒的父亲被确诊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远去的人》记录了薛舒父亲患病后的两年时光。
薛舒说：“《远去的人》出来后我一直不敢给我妈看，因为里面对亲情、人性有很多的质疑。但我妈还是在一个遗漏的地方把文章搜出来了，结果她和我说，‘你把你妈妈写得很不堪。你写得不对，那不是我，不真实。’我只能和她说，‘有点虚构，你不要当真，这是小说。’”
薛舒说：“我想，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的吗，就是真实的吗？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到我母亲这样的年纪已经没有了反省的自觉，她不会想她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也不会考虑普遍的人性弱点在她身上也有。其实我写出的可能是最普遍的人性弱点，但她觉得她没有。”
薛舒说，有的科学家或许对小说不屑一顾，但她认为写小说也是科研，“我们在感觉到一些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假设它存在，我们去写。经过漫长或短暂的时间，或许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后，会出现现在不能被证明的，在未来才出现的真实。”
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
“这几年我们经常会讨论网络如何排挤阅读和纯文学的生存空间，我们以前会觉得网络催生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挤压了原来的阅读。现在的时间转速是超乎想象的。”黄丽群感慨，在新的时间感里，看纸质书很需要注意力，而除了时间感加快之外，今天的讯息量也极为庞大，“1980年一份纽约时报承载的信息量是17世纪英国人一生所能接受到的信息量。现在我们制造的信息量更加庞大了。”
“这几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这件事情，尤其写小说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现代人是否还具有必然承担而且无可回避的意义？”黄丽群坦言，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她都不会觉得这个问题这么迫切，但如今已发现很多比小说效果好上十倍百倍的产物可以满足人类说故事、听故事的需求。
她更说到，即便在文学媒介里，小说似乎也不如抒情诗和时事评论更占有一番天地。“抒情诗并没有消失，还提供更有效率的审美体验，短诗句在台湾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可谓卷土重来。而时事评论也是应时间感和超大讯息量所产生的。这个时代是被抒情诗以及时事评论建筑起来的时代。”
“马克·吐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荒诞’，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不是有了网络有了那么快的生活节奏才有，不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独有的问题。”上海小说家任晓雯说，她试图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我应该怎么写小说”的答案。
《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给了任晓雯很大的启发。“我们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有时候你会觉得要写战争写饥荒，被历史压垮了。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表述是从一个人及他的死亡来写故事。他是单个人构成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很多时代才构成历史，是反着来的。”任晓雯说。
“大陆有一种思维模式是写一部很厚重的关于历史的小说，这种表述是有陷阱的。你在时代的俘虏中，身为永恒的人质。”任晓雯说，“很多人喜欢说 ‘写底层的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还有‘民族的良心’，民族是一个群体，但良心是个人的。我没有为底层写作的资格，我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她还意识到，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不是由现实推动的。以《包法利夫人》和 《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它们讲的是相似的现实，但它们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小说。“现实对我的压迫是 ‘我要写什么’。我反过来意识到小说写作不是由现实推动的。由观念推动的写作是无穷尽的。当你因观念推动写作的时候，一切的历史一切的现实会为你所用。”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