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回忆我上中国文学史总迟到，而且爱挑老师的小毛病，说老师这讲法不太正确，那个字写错了。教这门课的是青岛出生的卫德明（Helmut Wilhelm）， 他的父亲是知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到中国传教却迷上中国文化，在山东办学校和医院，并把《易经》介绍给西方。卫德明多年在北京大学执教，也相当有名气，我有眼不识泰山，可见那时多么鲁莽和轻狂！幸而卫德明是个标准绅士，上课总穿三件套西装，我纠正他，他便马上道歉，一点也不露怒意，只是我们次年结婚时朗诺请他做证婚人，他谢绝了。
朗诺比我小三岁，我把他当成个投缘的小弟弟。他来自东岸康涅狄格州一个音乐世家，父母离异后为钱争执不休，他读大学时便远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念英美文学，业余教帆船驾驶自力更生。他在加大选了白先勇的课，白先勇给他取了汉文名字，劝他转入东亚系，暑假又把他带到台湾请朋友替他补习。他把该校有限的中文课选遍后，大四转到华大。我们下课常一起到学生中心吃茶，有时谈到晚餐时刻他便请我在外头吃，我回请他星期三晚到姐妹会用膳。
朗诺祖父曾写过些很流行的歌曲。二十世纪初的歌谱是零卖的，买的人拿回家在钢琴上弹奏，家人便围着唱起来。他的Till We Meet Again（后会有期）是第一首卖了一百万张的歌谱；另一首Ain't We Got Fun（瞧咱们多么开心）被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引用，其中有一句脍炙人口：“富人只有更富，穷人只生孩子。”他不畅销的歌中有些很滥情，一首题为“上海之歌”，歌谱封面居然是土耳其式宫廷；另有一首叫“中国梦”，封面是个坐在地上穿和服的女人——反正都是“东方”。
严倚云先生错以为朗诺是我的男朋友，叫我去吃饭也总请他。他素来对木工有兴趣，常跟高书哿先生到地下室敲敲打打。不久他因为要烤一只马铃薯用了烤箱，被吝啬又有迫害症的房东赶了出来，严先生竟收容了他住在自己家里。
年末朗诺到东岸过圣诞节，回学校告诉我他把我的照片给他父母看，我听了很诧异。有一晚我们到了个叫“最后出口处”的咖啡厅——意谓此处给你最后机会远离熙熙攘攘如高速公路的体制——有诗人朗诵，也有观众上台朗诵。朗诺怂恿我上台念一首唐诗，记得我背的是“春眠不觉晓”，用英文稍微解释后返回座位，看他笑着凝视我，心头一震：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总须小心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暗想和一个不怕女伴风头比他健的人生活，将会怎么样？夏季快到时，朗诺说他将回加州主持一所教帆船的暑期学校，邀我同去。我非常犹豫，他又不是向我求婚，怎可不明不白地跟他去？和严先生商量，没想到严先生对我说：“去嘛，去嘛！”碰巧我们过街时看到一个漂亮的混血小女孩，她笑说：“苏珊，你幸运的话，以后能有这样一个娃娃！”
我跟朗诺在加州度过暑期后，回华大修比较文学硕士，还当了助教。那几年学生鼓动校方提供些有异于白人视角的课程，如黑人奴隶史等，西雅图唐人埠长大的学生要求学校开课教广东话，严先生便派我负责。朗诺则等入后备军受训——因越战时期的征兵制下，男子到十八岁就受征，抽到号码就必须入伍，但可拖延到大学毕业，参加后备军又可豁免。其实这制度对低收入人家特别不公平，谁愿意当炮灰？家境稍好的都让子弟上大学，毕业后又赶紧加入后备军，虽然受训后有六年每年必须服务两星期并且随时待命，但到前线打仗的机率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