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前几天去国家图书馆调阅《大成》杂志，很普通的香港文史杂志嘛，工作人员却说需要局级介绍信。我听了很生气，这不是刁难人吗，请问王健林的公司是局级还是部级，后面我当然爆了一句粗口，也知道没用的，丝毫改变不了吾国公立图书馆“借书如借债”的势利眼，所以我从不求助于图书馆。朋友的遭遇，倒提醒了我，我自存的《大成》应该好好读读了，随便一读，便读出一个事关高伯雨的很有意思的情况来。
二百多本《大成》多数已装纸箱，这次翻看的只是留在手边的几本，忽然翻到第二十一期（1975年8月），就看到了高伯雨（署“林熙”）的《三十年前出版的〈见闻〉周报》。高伯雨写过的民国杂志好像只有《逸经》《大风》和《见闻》三种，《大风》高伯雨是投过稿子的。十六年前，我经历了“二十四小时泉城淘书记”，《见闻》就是那次在济南旧书店的收获，是个用铁丝穿眼的合订本，标签犹在“见闻 1946 创刊号-15 存14期 160.00”。那次总共买了五千元的旧杂志，旧书店王经理为连夜赶来的我打了九折，实收四千五，算下来《见闻》等于是一百五十块钱，合一本十块，很便宜。后来，我听朋友讲，济南旧书店本想试探我的购买力，能不能将他们的库底子包圆了，但是他们没有明说，也许是瞧出来我并非一掷千金的豪客。
几天之后，济南的某某某以六万元将库底的民国杂志包圆，具体数字好像是两千册，合三十元一册（我所购一百六十册亦合三十元一册，来回火车票在内），其中不乏《无轨列车》（全八期）、《小说半月刊》（全十七期）这样的名贵杂志。说来可笑，后来我还从此人手里高价买了些杂志，有些甚至是从拍卖会买来的，如《夜莺》。我知道购买旧书刊，“大包圆”的方法最划算，可是我一直很穷，是个穷买书人，济南之行只带了一万块，当年的全部家底也没有六万块。所以当朋友告诉我那两千本杂志里藏着个罕见的载有毛泽东文章的刊物，有人出价十万块，我惟有叹息。
前几年我在《见闻》里面写了几句话“此刊十几年前购自济南古旧书店，归后其他刊物都重新整理修补一过，惟此刊毫发未动，盖非文艺刊物不受重视。昨天修补《小说月报》顺手将此刊取出，今晚把铁丝拆除，用砂纸打磨书脊没费大劲儿即告竣工也，拆散为单册有利于阅读。陶亢德被刑三年，前写《作家书简》时应引这条材料。姜德明先生曾经在《猎书偶记》中写过‘邵洵美与《见闻》’。”
邵洵美对办杂志一直很有热情，战前不用说了，旗下有七八种刊物够他忙的。战后那帮人拉邵洵美作官，他志不在此，仍钟情于办刊物，正好有个机会，《见闻》就这么问世了，时间是1946年7月1日。高伯雨写道：“它（《见闻》）面世之日，恰好我回到上海已两个多月了，在静安寺路的报摊上见有这种新型刊物，马上付了六百元买了，带回家中当作读笔记，野史那样欣赏。”高伯雨手边存有《见闻》，这个“六百元”如果靠三十年后的回忆，恐怕记不了如此毫厘不爽。高伯雨接着写：“只是我手上只有它的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其余各期都存在上海，早在廿六年前散失了，每次想到，总令我心头不快。”我所惊诧的是，高伯雨仅凭着一本创刊号，居然写出了一万四千多字的长文。我出过两本“民国创刊号”的书，涉及一百四十种创刊号，每篇不过千字，总计才十四万字，也许是我旁征博引的能力不够吧，也许高伯雨只是偶一为之。（“现在事隔三十年，我还是不时拿它出来重温旧梦一番，欣赏之余，不免技痒，把它介绍给读者，也可说是公诸同好之意。”）若给高伯雨五十个创刊号，不大会篇篇写到如此之长。一万四千字如果用来写作《见闻》的刊史，不一定够呢。说到《见闻》的刊史，高伯雨的记忆便不准了：“似乎只出了不到十期。”实际上，《见闻》出了十六期。姜德明先生比较谨慎“以笔者见到的最后一期为限”，姜先生所指最后一期为“第十五期”。我以前说过一本杂志的终刊号较难确定，“终刊不终”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