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lan公司的急性过敏救命药EpiPens从2009年的一百美元涨到了2016年的六百美元。
医改的一大任务，是要患者和公众重拾信心。为此，限价政策的制定执行，应当拿起大数据智能工具，顺应新经济。成功的药品限价，第一要素是科学性，让数据说话。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仅保留了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赢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盈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答记者问》）。
这两条市场化的理由，逻辑不通，且不符事实，反倒暴露了医改的真实意图，就是把定价权拱手让给资本。为此，还“误读”了各国的医疗服务和医保制度，断言：限价等于不成熟 / 落后，市场定价即资本垄断等于成熟 / 先进。可是，国情各异，别国为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选择合适的制度，是应该尊重的，而不该贴标签、扣帽子。比如瑞士，这个全球最富有（“成熟 / 先进”）的国家之一，就长期实行积极的政府限价，而且这一政策得到了包括保守派政党，即市场经济的坚决主张者的赞同（Emanuel；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老百姓、医护界对医改的意见，报道不多。但几乎一边倒的解读颇耐人寻味：“‘盈利’真有那么刺耳吗？……医院需要生存，赚取正当的利润，激励员工、滚动发展，无可厚非吧”（品医堂文，搜狐健康2016年3月11日的报道）。这样的宣传居多。殊不知，“盈利”与否，从来不是医院药企的难题。医改的关键，在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即为了谁，谁说了算？还有专家评论，“药品的价格在招标采购环节已经被压低了，是低于最高零售限价的，相当于最高零售限价形同虚设”（网易财经2014年12月7日的报道）。难道“低于最高零售价”不是限价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所在？医疗服务市场化的鼓吹者，就更露骨了，直言要拿公立医院开刀，再来一次私人资本分蛋糕的“产权改革”（同上，品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