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少人都见过这样一张照片：1940年10月22日，位于伦敦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几乎被德军轰炸机夷为平地，三位绅士打扮的男人却平静地立于图书馆的瓦砾断砖之中，或则在尚未毁坏的书架上寻找书籍，或则低头捧读书籍。书籍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地彰显，这是文明的力量。
阅读刘怡先生的伊拉克采访手记（《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四十四期）时，也撞见了一张同样让我震撼的照片。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有一条号称“中东查令十字街”的拉希德大街。这条街上，有一家已经开了四十五年的“回声”书店。照片里，书店老板贝拉尔孤零零地站在店铺之中，被一大堆书包围，而他的脸上，一半是无奈，一半是倔强。他经历过萨达姆时代的文化管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只要是政治类书籍，就会遭到封禁，而文学作品则不太受影响，“人们尊重知识，也爱读书。那时候，政府高官和大学教授在下班后都会来到这里，喝上一杯茶或石榴汁，买上几本书，闲聊一番”。而今天呢？2007年3月，拉希德大街上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之后贝拉尔的许多同行“沽清了店面，把旧书店改成了杂货铺或者货仓”，“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消失了，读书人也消失了”。二十多年来，贝拉尔的二手书货源主要来自远赴海外移民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他们在前往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前，把无法带走的诗集、小说和其他书籍低价转售给我，我就靠出卖这些过活”。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经过几波迁徙之后，稍具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悉数离开，回声书店同时失去了货源和顾客。
如果说，摄于二战时期的伦敦的前一张照片，告诉我们文明的力量有多么强大，那么摄于伊拉克战争和多次自杀式爆炸之后的巴格达的后一张照片，则告诉我们文明的毁灭有多么可怕。尤其是，这种毁灭还发生在人类文明的诞生地。这令人感到绝望。
好在，我们还拥有萨德·伊斯康德（Saad Eskander）这样的学者。他1962年5月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国际历史”博士学位，长期生活在英国。2003年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他立刻返回巴格达，就任“伊拉克国家图书暨档案馆”馆长，积极投身对国家文化财产的抢救和保护之中。《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8月）一书，即是对他重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的经历的记录。伊战之后的巴格达充斥着炸弹袭击、绑架与谋杀，而伊斯康德和他的图书馆员们却冒着生命威胁，在废墟之上重建秩序，在混乱之中守护文明。他的这部日记最早登载于英国档案管理员协会和大英图书馆的网站上，打动了全世界无数读者，也深深打动了我。
当然，这部日记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因缘际会的产物。伊斯康德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同时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心，而且他的英语极为娴熟，又擅长利用互联网，这样一来，才能让全世界的读者都了解巴格达发生了些什么，认识到他对伊拉克国家图书馆的守护有多么伟大。不是每一个文明古迹都这样幸运，能够拥有一个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很多时候，在文明古迹湮没于时间当中，默默无闻上千年之后，才会迎来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知音，通过解读几乎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字，来发掘千年之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