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元勋指挥门盖尔贝格（Willem Mengelberg）的传记终于出版了。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后，弗里茨·兹瓦特（Frits Zwart）所著传记的第二卷在荷兰问世，却少人问津。荷兰人轻描淡写：都是陈年旧事了，就让老大师在枯萎的花环下安息吧。
1940年门盖尔贝格接受《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纳粹党报——译注）采访，说他在祖国向德国人投降的那天喝了一大杯香槟。1945年他因与荷兰的纳粹统治者勾结而被禁止演出。你能看出来为什么荷兰人不喜欢被提醒他们音乐史上的这位关键人物，而剩下的世界则任由这位杰出的、时常唱反调的音乐诠释者游移在音乐记忆的边缘。
不过，门盖尔贝格现象应当被重提——尤其是现在。他是音乐指挥在恶政权中如鱼得水的原型人物。如果你以为此类人物已经销声匿迹，那么看看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就会发现历史常常回到过去的轨道，好像噩梦没有发生过，我们什么也没学到。
门盖尔贝格的辩解是，他本就是德国裔，一直偏爱德国文化甚过荷兰的局促褊狭。他对音乐之外的世界不怎么关心，只想在一流的音乐厅里演出一流的音乐，并不清楚手下的一些乐手已被占领政府送上了死路。他说他没法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负责，他只是尽职做好本职工作，不顾外界的吵闹而已。
他代表了一种指挥家在极权统治下的权宜之计。另一种代表是富特文格勒，他的故事被罗纳德·哈伍德写成了话剧《抉择》（Taking Sides），其出发点是深刻的、可能有些过度阐发的个人责任感。富特文格勒在1933至1945年间尽职工作，于乱世中保持了德国音乐文明的最高水准，为音乐家提供避风港。和门盖尔贝格不同的是，富特文格勒冒险从集中营中解救了不少人，帮助他们逃离。他没有压抑良知。他继续工作，也清醒地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就像去年留守在帕尔米拉守卫古迹的策展人，他明知ISIS占领后会发生的悲剧。
这两种生存策略都有问题。门盖尔贝格缺乏道德；富特文格勒拒绝承认他在柏林爱乐继续工作的事实强化了希特勒的文化使命感。两位指挥都为魔鬼服务，都全身而退，从未真正涉险或是蹲过大牢（相较之下，帕尔米拉古迹守卫者哈利德·阿萨德于2015年8月被斩首）。
让我们快进至当下，观看不同地点。委内瑞拉政府任由人民挨饿、暴徒横行街头，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言人是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则有指挥家捷杰耶夫凸显文化高标。杜达梅尔身为洛杉矶爱乐的音乐总监，是全球最令人兴奋的天才青年指挥家之一，然而身披几重灰色：他是前文化部长阿布雷乌的爱徒，查韦斯上台时他刚满十八岁；查韦斯唯一可取之处是他拥抱了阿布雷乌的“音乐救助体系”，将之视为政府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承诺。杜达梅尔相信阿布雷乌的使命，当他开始攻克世界顶级乐团时，也乐意为委内瑞拉政府做宣传。2013年查韦斯的葬礼上，他失声哭泣。
从那时起，他从不公开批评失败的马杜罗政府，可能因为他的家人仍住在委内瑞拉。现年三十五岁的杜达梅尔如今有些进退两难。他最近说过希望“音乐救助体系”能帮助委内瑞拉度过当下的难关，也算委婉点到了现实。“我每天都在努力确保一旦委内瑞拉度过当前的危机，”他这样告诉美国总统奥巴马，“音乐救助体系能继续赋予那些孩子本来无缘得到的梦想。”他的观感听上去怪异地应和了富特文格勒的信念——交响音乐能在希特勒之后帮助重塑德国。
六十三岁的捷杰耶夫就更没有借口了。他是难得一见的指挥奇才，带领马林斯基剧院在苏联解体后的瓦砾中重振声威；他与普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普京是圣彼得堡的副市长，也是剧院的常客。捷杰耶夫利用普京对艺术的喜爱将自己的音乐帝国从圣彼得堡扩展到了太平洋沿岸的滨海歌剧院（Primorsky Opera）；普京则利用捷杰耶夫的影响力，派他直播交响音乐会庆祝俄罗斯“解放”帕尔米拉。捷杰耶夫一边在西方当着音乐总监，一边接受采访声称西方永远无法理解俄罗斯，也不该将伪善的仁义道德滥用到生存危机中去。和所有普京的小伙伴一样，捷杰耶夫富得惊人。
我所认识的1990年代的捷杰耶夫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相信艺术和思想之力量。现在他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演出也变得不再有趣，常常不排练就上台。他的天才工厂已经耗尽，他发现的安娜·涅特里布科是马林斯基最后一位明星。他是一位抵押了灵魂的大师。普京让捷杰耶夫用文化洗白，捷杰耶夫忠实地听从了指令。二十一世纪不缺合作者。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