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与摄影的关系，顾铮认为历史所构成的复杂画面需要摄影的见证，同时也令摄影的角色变得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会在历史上的中国摄影图书中体现出来。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另类的“图史互证”的复杂与微妙性质：跨越摄影与书籍出版这两个领域的摄影书分别见证了历史的图像叙事和图像的历史叙事，同时又使这两种叙事方式在交汇、冲突中揭示出新的视角，诱发出发生在图与史之间的双向历史记忆和多种维度的问题意识。顾铮最后认为，可以从这部书中发现由那些摄影图书所构成的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这些摄影书的收集者鲁小本在接受访谈时说，这些收藏的出发点是好的摄影书，而不是想以这些书去为历史做注脚，但后来发现它们就是存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这些摄影书能为人们回溯历史打开一扇窗户，而不只是让人沉浸于自己的摄影作品中。诚哉斯言，在历史面前的摄影师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南无哀的摄影史著作《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正好可以与《中国摄影书集》一起互读，书中叙述的十四位在中国从事影像拍摄活动的西方摄影家也多出现在《集》中。“摄影，对于西方，是器材和技术的问题，媒介和实验的问题，传播与观看的问题，美学与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国，首先是政治问题。”作者在序言《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中首先就这样写道，这里的“政治”首先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法国使团一起进入中国的最早摄影术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摄影提供的权利。但是在以后的中国摄影史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本土摄影家，能够摆脱政治的摄影总是远远少于被政治所宰制、裹挟的摄影，因而我们同样需要研究的是“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当然，这一类研究在近十几、二十年来的摄影史界多有著述发表，尤其是在摄影及新闻传播院系的博士、硕士论文生产中不断出现。作者指出在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中的东方学趣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东方文化的猎奇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怀旧和优越感；二，强调东方社会的“父权制”特征；三，雄奇的自然风光；四，酷刑，代表了中国人是一个有残酷嗜好的民族。而在拍摄手法上也有相应的经典体现：雇用模特、摆拍、捏造、想象，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拍摄场景虚假得离谱，十分搞笑。作者接着批评有评论家在解读十九世纪西方摄影家拍摄中国的照片时“款款拜倒，十分自虐”，“一厢情愿地将西方摄影师理想化为抽象的、不受任何现实关系制约的人”。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尽管那种解读未必是出于“自虐”和“抽象化”，而恐怕更多是从未思考过观者（拍摄者）的目光与其身份、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他者”的中国人虽然不可能是全然真实、客观地出现在外来者的镜头中，这些图像的历史价值也未可低估。威廉·桑德斯雇用中国人在镜头前摆拍犯人戴枷和砍头示众等影像固然是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中国刑罚”摄影会成为西方人想象中国的俏门货？这无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以来在中西贸易中发生的司法纠纷，中西社会观念与司法制度的矛盾冲突给西方社会造成的认知，那些摄影图像的出现和受欢迎就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猎奇问题了。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