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见切·格瓦拉
周恩来接见切·格瓦拉
1960年9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卡斯特罗突然向在场的百万群众大声询问：
“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古巴，远在加勒比海的岛国，但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距它万里之遥的中国关切着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尽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茅盾等人就曾翻译介绍过拉美文学，但这种译介却非常零星，而且几乎全部是通过转译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汉译虽然在国家外交突围的政治诉求下逐步展开，不过相对于英语、法语文学的译介，仍然是零散的、边缘的。但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转机：它将拉美文学瞬时提升至本土视野的中心。在今天看来，一个国际政治事件能够如此直接地影响文学翻译，颇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古巴革命胜利对整个世界的意义，以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也许能够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1959年1月1日，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仓皇逃往国外，宣告了该政权的垮台，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赢得了胜利。此后，卡斯特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消灭大庄园主制，收回外国资本占有的土地，将外资企业、巴蒂斯塔分子财产收归国有，同时还进行了本国私营工商业的国有改造。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紧接着，古巴的三个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人民社会党”合并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古巴共产党”。因此，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指起义胜利，也指民主革命的胜利。
对古巴人民而言，这是“等待了四个多世纪的胜利”。虽然，经过漫长的独立战争，1898年古巴终于赶走了自十六世纪初就统治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可古巴人还未来得及品味“独立”的喜悦，就事实上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直到卡斯特罗和他的起义军攻克哈瓦那，历史才开始改变。对拉美人民而言，这是带来希望和力量的胜利。虽然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曾经在赶走欧洲殖民者的斗争中扮演“庇护者”的美国很快就流露出独霸美洲大陆的野心。《门罗宣言》成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美洲的旗号下试图将整个美洲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于是，在拉美，任何不听命于美国“太上皇”的政权都无法生存，它们总会败于形形色色的离间、干涉、暗杀甚至武力颠覆。最终在拉美大陆，最常见也是最长命的统治者只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独裁傀儡。“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曾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菲利奥·迪亚斯如是说），似乎成为拉美人无法抗争的宿命。然而，恰恰是在距离这个拉美最强大的敌人最近的地方（古巴距美国最南端小岛基韦斯特[Key West]仅一百五十公里），古巴推翻了它一手扶持的巴蒂斯塔政权，甚至建立了最令美国“恐惧”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彻底打破了拉美反美必败的神话”。它因此成为希望之所在。当时正竞选智利总统的左翼联盟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60年写道：“古巴的命运如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命运一样”，因此“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革命，但它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一次革命”，“它指出了我们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塔瓦雷斯·德尔亚雷尔《古巴革命》，序言，哈瓦那，1960年，转引自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3页）。同时，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说，古巴革命是与经典列宁主义革命或毛主义的经验都不相同的一种第三世界的革命；它有一套自己的革命战略，即游击中心理论（杰姆逊《60年代断代》，见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因为它既非苏联式的城市暴动，也非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初既没有共产党领导，也不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十二个逃进马埃斯特拉山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力量，最终取得了起义的全国胜利。这一颇富传奇色彩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左派的激情，丰富了他们对革命的想像。霍布斯鲍姆说，“在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十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656页）。古巴革命开启了一个全球性的革命的六十年代。因此，杰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将古巴革命视为六十年代的开端，因为正是“这一重大事件宣告了即将来临的六十年代不是对旧式社会和概念体系的肯定，而是一个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