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籍图册等印刷出版物的收藏、整理、展示和论述作为中介，尤其是以较大规模的专题书展形式出现的平台，对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具有聚合与跨界的激发作用。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交流机构，策划、展示各类书籍图册并举办相关研讨活动将是这些机构与学术研究前沿结缘的重要途径。比如，设立在台北的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收藏了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巨量文献资料，是台湾史研究的宝贵资源。2007年3月，该馆成立“台湾学研究中心”， 2008年首度推出“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以分主题的形式将馆藏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地展出。该展览所展示的珍贵图文资料收进《二〇〇八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印出版，2008年12月），可以说，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诸多面向已通过该书数百种书籍图册的书影、书页尤其是珍贵的历史图片、插图而汇聚、呈现出来。类似的例子很多，但是这种“书展”路径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却容易被忽视；藏家和展览机构固然可以“甘为他人做嫁衣”，但是这件“嫁衣”本身的研究价值却是不应被忽视的。
出版物-收藏-整理-展示，这是从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诸领域向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延伸的重要路径和平台，而对某些容易被忽视的跨学科、跨专题研究来说，一次精心策划的专题书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尤其重要。自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兴起之后，摄影及图像研究与书籍史各自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发生密切关联，分别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论域。但是，在摄影图像与书籍出版之间的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在很长时期内仍然相对寂寞，直到近几年，通过“摄影书”这个概念在展览、出版物中不断出现，摄影与书籍的综合研究终于受到了重视。
基于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和荷兰摄影小组鲁小本&泰斯共同的摄影书收藏的“中国摄影书集”展览去年在北京举办，该展览的大型出版物The Chinese Photobook: From the 1900s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Martin Parr and Wassink Lundgren, 2015, Lesley A. Martin）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百年中国的摄影书“集”——准确说就是这个摄影书展览的图录。马丁·帕尔说，中国是被遗忘的摄影书之国，其非凡的摄影书鲜为人知。的确如此，该书中包含的“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满洲国与中日战争”、“图像中的新中国”、“国家出版：从‘文化大革命’伊始”、“中国摄影的复兴”以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六个部分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摄影书遗产的丰富性。所谓“摄影书”（Photobook），包括摄影作品集、照片贴册、摄影展览图录、摄影家的手工书等等，书就是摄影的存在与展现载体。早在1843年，英国女植物学家、摄影师安娜·阿特金斯制作的《英国藻类照片：蓝图印象》（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就是最早的带有照片插图的摄影书。著名摄影史论家顾铮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首先辨析和界定了“中国摄影图书”的概念：“一是由广义的中国人拍摄、编辑、制作的摄影图书，二是由外国人拍摄、编辑、制作的有关中国的摄影图书”，然后深入地梳理了中国摄影图书赖以发展的摄影的历史语境。经过历史的梳理之后，他发现了一条呈现为个体-国家-个体的作者主体变化脉络：“在摄影图书的萌芽阶段，它们往往具备的是图像信息集成的形态，它们的作者一般不以特定的个体出现。而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许多摄影集强调了作者个体的存在。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国家成为摄影图书的出版者，同时也是摄影图书的作者，个体消失得无影无踪。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个人摄影集是摄影家的表现手段之一的观念逐渐获得了理解……。通过摄影图书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反复出现与消失，既说明了作为摄影家的作者地位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个体在中国社会变动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关于历史与摄影的关系，顾铮认为历史所构成的复杂画面需要摄影的见证，同时也令摄影的角色变得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会在历史上的中国摄影图书中体现出来。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另类的“图史互证”的复杂与微妙性质：跨越摄影与书籍出版这两个领域的摄影书分别见证了历史的图像叙事和图像的历史叙事，同时又使这两种叙事方式在交汇、冲突中揭示出新的视角，诱发出发生在图与史之间的双向历史记忆和多种维度的问题意识。顾铮最后认为，可以从这部书中发现由那些摄影图书所构成的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这些摄影书的收集者鲁小本在接受访谈时说，这些收藏的出发点是好的摄影书，而不是想以这些书去为历史做注脚，但后来发现它们就是存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这些摄影书能为人们回溯历史打开一扇窗户，而不只是让人沉浸于自己的摄影作品中。诚哉斯言，在历史面前的摄影师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南无哀的摄影史著作《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正好可以与《中国摄影书集》一起互读，书中叙述的十四位在中国从事影像拍摄活动的西方摄影家也多出现在《集》中。“摄影，对于西方，是器材和技术的问题，媒介和实验的问题，传播与观看的问题，美学与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国，首先是政治问题。”作者在序言《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中首先就这样写道，这里的“政治”首先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法国使团一起进入中国的最早摄影术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摄影提供的权利。但是在以后的中国摄影史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本土摄影家，能够摆脱政治的摄影总是远远少于被政治所宰制、裹挟的摄影，因而我们同样需要研究的是“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当然，这一类研究在近十几、二十年来的摄影史界多有著述发表，尤其是在摄影及新闻传播院系的博士、硕士论文生产中不断出现。作者指出在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中的东方学趣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东方文化的猎奇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怀旧和优越感；二，强调东方社会的“父权制”特征；三，雄奇的自然风光；四，酷刑，代表了中国人是一个有残酷嗜好的民族。而在拍摄手法上也有相应的经典体现：雇用模特、摆拍、捏造、想象，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拍摄场景虚假得离谱，十分搞笑。作者接着批评有评论家在解读十九世纪西方摄影家拍摄中国的照片时“款款拜倒，十分自虐”，“一厢情愿地将西方摄影师理想化为抽象的、不受任何现实关系制约的人”。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尽管那种解读未必是出于“自虐”和“抽象化”，而恐怕更多是从未思考过观者（拍摄者）的目光与其身份、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他者”的中国人虽然不可能是全然真实、客观地出现在外来者的镜头中，这些图像的历史价值也未可低估。威廉·桑德斯雇用中国人在镜头前摆拍犯人戴枷和砍头示众等影像固然是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中国刑罚”摄影会成为西方人想象中国的俏门货？这无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以来在中西贸易中发生的司法纠纷，中西社会观念与司法制度的矛盾冲突给西方社会造成的认知，那些摄影图像的出现和受欢迎就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猎奇问题了。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