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当纳粹政变成功开始全面显现极权主义的时候，不少德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怀念韦伯，怀念当年德国还拥有韦伯的时代。卡尔·洛维特在1940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这样写道：自从韦伯去世之后，“德国的大学再也没有第二个像他这种分量的导师了。如果他能活到1933年，这场全德国的大学教授可鄙的一体化的行动（这里指的是1933年纳粹政变之后，在德国大学推行的“领袖就是国家”、“与领袖保持一致”的“一体化”行动），一定动摇不了他，而且情势再怎么极端也是一样。那些（在极权下）胆怯、懦弱、冷漠的广大同事们，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不留情面的反对者。他的言论或许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而这命运是知识分子自己找来的”。有这些想法的并不是洛维特一个人，就连本书作者蒙森，这个在法西斯极权统治下幸存下来的人，在这本检讨韦伯政治思想的著述中，也依旧认为韦伯“生前未能看到，直选-卡里斯玛领袖支配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一种强大的民主制，而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如果他能知道这个后果，他对这种卡里斯玛支配形式会抱什么态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他会厌恶利用最低级的大众本能与民族主义情感的政策，他的责任伦理会要求政治家为他们的根本动机做出理性解释，这与残忍褊狭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是直接对立的”。然而，上面的这些假定并不会出现，我们无法知道韦伯活到1933年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1933年的韦伯是否为他主张的“直选领袖民主制”感到后悔，但韦伯在1918-1920年间对现代社会的判断及其导致的政治主张，却已经为极权统治留下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自从休谟困难出现之后，自由主义理论就始终困扰于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我们既然不能从实然推出应然，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已知的经验得出一个可信的道德未来。休谟困难是人类普遍的认识困境，它符合苏格兰启蒙以来经验主义的审慎理性，除非你以理性的狂妄宣称新的创世纪。韦伯在认识论上坚持的“价值中立”就来源于这一实证主义传统，然而他在政治判断上的价值无涉态度，却影响了魏玛宪制的工具化倾向，并让宪制成为抽去了价值内涵的、为领袖提供统治便利的工具性装置。
但是，我们很难在这一点上对韦伯有绝对的责难。韦伯在“价值无涉”的论述上有坚强的理由，这个认识论难题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获解。韦伯谨慎地恪守经验主义的立场，拒绝用科学来承担价值的任务，让后人获得了最深刻的关于知识诚实和理性限度的教益。他就像游弋在一条狭长的山脊上，一边是丧失意义的铁笼的深渊，另一边则是理性救赎的狂妄允诺，两者都豁然张开，而韦伯想要避免使科学坠落至这两个深渊，在这条狭长的山脊上保卫着科学。他的“学术作为志业”便是一次对此的申辩。这两个深渊至今依旧在威胁我们，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韦伯对确定性的保卫却导致了一种新的反理性主义，当他将价值悬置的时候，恶魔就出现了降临的可能。这些，都由后来的纳粹政变所验证了。
魏玛制宪接受了韦伯价值中立的影响，排除了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内涵，成为完全的工具性设置。然而，民族共同体的正当性怎么办？也就是说，在合法性之外的生命意义该去何处寻找？在韦伯所追问的现代人类的命运中，工具理性的官僚制铁笼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黯淡前景，而抵御这一前景的唯一的自由希望，在于那个“被召唤”的“卡里斯玛”领袖，因而，宪制的任务只是为了“具有民主权威”地选出一个“卡里斯玛”领袖，而当领袖的权威建立之后，“庸众”的角色就仅限于对领袖的“欢呼”了。情绪化的和危险的“庸众”，他们只是政治的客体，而不可能成为政治的行动者。韦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他相信在普遍理性化进程下的祛魅的世界中，民主法治国的内在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不仅不是个体困境的解决方案，反而是造成“铁笼”的肇因之一，工具性的法律只能提供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全新的先知”的寡头统治才是正当性的来源。魏玛制宪中的“直选领袖民主制”，就这样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来源。而这一“直选领袖民主制”在韦伯去世后不久，就被自称是“韦伯忠实学生”的施米特附会为反议会的“主权者”，演变成魏玛宪制的核心部分。不错，施米特确在此处对韦伯进行了阉割，因为在韦伯的设想中，议会的主要责任是“无休止地提醒总统注意自己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总统不能胜任，就推翻他”，但即便议会负有监督之责，韦伯的议会也依旧只是遴选卡里斯玛领袖的装置，而“卡里斯玛”领袖，才是强大的民族政治真正的唯一希望。显然，这个时刻的韦伯，他的政治主张和他对德国无与伦比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民族十多年后巨大灾难的理论源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