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传统的中医治疗模式，现代的西医治疗模式要求医生对病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相应地，医生对病人必须积极负责，而病人则通过签订契约，将自身“委托”给医生，完全听命于后者。特别是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家更多的是通过病理解剖来寻求治疗的依据和方案，病人的自述和治疗想法在医病互动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医疗模式发生颠覆性转变的同时，大多数人医病观念的变化却比较有限，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不适应乃至冲突。陶炽孙曾对1930到1935年所发生的十九件西医医讼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在这十九件医讼中，“除了难产身死，子宫癌身死之外，十七件都是医生在很积极作为的”，并因此感叹假如医生起初不主动负责，对危急之症视若无睹、不闻不顾，那么这些案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前文所述，“择病而医”是传统医家规避医病纠纷的主要手段。事实上，传统时代的医病纠纷往往也都发生在“包好之医”身上，而这些医家敢于作出“百金包好”之类的承诺，一方面是贪图诊金，另一方面则是医术有限，对危笃之症不能明了在先。或许在病人家属看来，西医既然担负起治疗之责，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包好”的承诺。也正因为这样，病家往往非常抵触签订医疗协议书，认为“医院纯以科学治病，而乃责人签立生死由天之据，尤属荒谬绝伦”。近代科学观念的传播，让很多人相信“有病必愈”，而医院又让病人家属“签署生死由天之据”，无疑会让很多病家认为，这是医生万一治疗失误而推卸责任之举。民国时期上海的著名西医梁俊青曾表示：“我们也是人，并不是神仙，碰着无法医治的病症仍旧是一筹莫展的。所以要想每一个病人都被我们救活过来，那实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绝对没有这样的神通。但是，假如病人（或则病人的家属）有了这种过分的要求，那么医家和病家中间的纠纷就容易发生了。”显然，正是由于“医病双方对医师责任的不同期待”，才引发了民国期间的大量医病纠纷。
然而，医病纠纷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医讼的生成，医讼是进入了司法程序的医病纠纷，仅从医疗模式的转变来探究民国医讼的大量出现，显然是不够的。作者论述的另一个重点是，从明清到民国的司法环境及其变化，对医讼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传统医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医病纠纷的发生，但明清时期医病关系已然比较紧张，“医家的社会形象颇为不佳”，当时的文集、笔记和小说中常有对医家进行嘲讽和鞭挞的记载。这是医药学知识社会化的结果，“只要能够读书识字、诵读汤头歌诀，即能悬壶于市、开局行医”。换言之，明清时行医的门槛非常低，因而医病纠纷时有发生。一旦发生纠纷，病家往往采取登门“问罪”的方式对医家进行羞辱和责难。由于类似情形一再出现，清政府曾专门颁令禁止：“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机纠众扛尸上门、抢财伤人者，抵偿之外，亦须引例问断。”但是，作者在详细翻阅《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续编》《刑案汇览三编》《历代判例判牍》《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李渔全集·资治新书》等文献，并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明清时期的医讼案件“不过寥寥十余条”。显然，明清时期医病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非常少见。
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多数纠纷在民间得到自行调解，“以金钱赔偿的形式予以解决”；二则是“官府在纠纷上的息事宁人”。 吴佩林在《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一书中指出，“一般而言，涉讼者在未经过宗族（家族）组织、乡里组织或乡绅邻佑的调解之前，不得事先诉讼到衙门”，“这使得相当多的民事纠纷在民间就得到了解决”；而且官府对纠纷的处理，“并非一定要将谁是谁非分得一清二楚，而是将讼案平息了事，即使分出了谁是谁非，也不一定按规定严格处置过错方”。尽管医讼案件有其特殊性，一般都是人命官司，但清代法律对“庸医杀人”相对宽容，只要医者对病人并无“故害之情”，仅“收赎”赔银了事。可以说，明清时代的政府对行医放任自流，对医病纠纷也像其他纠纷一样，尽量让民间自行调解，实在调解不了的也以“敷平作数”为出发点进行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