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字典的“四不能”翻译
戴大洪是在“文革”当中完成基础教育的。“文革”开始那年，他上小学三年级。让戴大洪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高一的语文老师某一天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某某某教导我们说，中学生应该学一点语法。在那之前的九年教育中，戴大洪不记得老师讲过语法。在那之后，戴大洪接受的仅有的英文教育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在大学里学习的两年科技英语。戴大洪说：“我现在翻译的所有基础就是这些了，其他都是在教育体制之外自己完成的。”
1977年戴大洪考入大学之后，报名在英语慢班学习英语，从26个字母开始学起。当时没有听力、口语、写作课，开设英语课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阅读与科技相关的英文资料。1979年冬天，为期两年的科技英语课程结业考试结束，在那之后，戴大洪再没有接受过任何英语教育。因此戴大洪打趣地说，自己开始翻译时，是嘴不能说，耳不能听，手不能写，眼不能读。
45岁那年，公司提出让戴大洪在家休息一段时间，戴大洪于是萌生了学习英语的想法。他自己联系了北外在香山办的一个封闭式的英语班，主要招收的是准备出国的中学生。戴大洪去报到时发现自己比许多老师的年纪都大。更重要的是，戴大洪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行了,“记忆力如果不行，学一门语言就很困难，而且四十五年的中文意识根深蒂固。所以实际上没有学进什么东西。”“混”了一个学期之后，戴大洪离开了那里。
因此，当五年后戴大洪开始翻译时，字典便成了戴大洪须臾不能离手的工具。戴大洪翻字典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不认识英语单词，所以必须翻字典。第二是虽然认识，但是害怕记错了，所以要翻字典确认一下，保证不出错误。第三是虽然认识某个单词，但在翻译过来时觉得意思不够准确或者译文不够完美，所以要翻字典看看有没有别的意思或者在查阅中得到某种提示。
戴大洪用的都是纸质的字典，他觉得网络靠不住，不能轻易相信它。只有特别简单的句子，他才会用网络的翻译软件查一查，以弥补自己不熟悉某些最简单的习惯用法的不足。戴大洪说，他对事物的判断有三种依据：事实、常识和逻辑。具体到翻译，事实就是原著的文本和字典；常识是关于原著内容的知识和各种各样的参考书，他常用的参考书之一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这方面他不完全拒绝网络，经常查阅维基百科，不过极少使用百度百科，他认为后者非常不靠谱；逻辑就是语言逻辑，他翻译时除了弄清词句之间的语法关系之外，还要弄清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清的话，他不会写在译文里。
冒着得罪读者的风险
也要使用破折号
戴大洪认为“直译”和“意译”的说法有问题，这种分法本身就含混不清。他说：“翻译就是按照作者的叙述方式把作者表达的意思译出来，严格来说不存在直译和意译，因为中文和英文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我就是尽量尊重作者的表述形式，把原著的内容译出来。常听人说到‘翻译腔’，译书难免有翻译腔。因为这是翻译而非自己写作，要尽量尊重原著的表述方式，表述方式与内容往往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英语常用插入语，戴大洪会用破折号把插入语插入句子中，因为如果不用这种形式可能导致全句重心的转移。他的这种译法引起许多读者的不满。戴大洪说，现在他也注意尽量不用破折号，但在必须使用时，他宁愿冒得罪某些读者的风险。对于信达雅，戴大洪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觉得在这三者之中，达是第一位的。译文可以达而不信，达而不雅。但是如果连达都做不到，信和雅便无从谈起。他所谓的“达”就是语法、逻辑关系准确的流畅文字。
2013年戴大洪被深圳“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译者”后，有人在网上指出了《古拉格：一部历史》前六章中的四十处错误。戴大洪看到后，对照原著对这四十处译文进行了核对，将自己认识到错误的地方做了改正，自己认为不错的地方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译文发给那位批评者求教。“之后此事没了下文，我倒是希望他把全书核对一遍，这等于是帮助我查找了错误，同时教我弄清了许多问题。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戴大洪说。
如今，年过六十的戴大洪在十年以内有将近四百万字的译文。他的计划是再翻译四百万字。他说：“我现在手边这本书译完大概是九十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还有四卷大概有两百万字。我心目中还有一两本近百万字的书，这些估计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有些书迟几年翻译没关系，有些书是中国读者现在渴望了解的事情，应当早点翻译过来，越早越好。”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