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一方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类也越来越同情动物。《一条狗的使命》以影像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悖论现象，一方面，它讲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当代社会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前者是显线索，是整个影片的基调；后者是隐线索，在影片中呈碎片化分布。也可以说，后者是导演的担忧，是问题的呈现；前者是导演的希冀，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整体上说来，《一条狗的使命》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
德里达指出，以往人们都忽视了动物的注视，都拒斥动物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人们普遍将自身设定为高高在上的主体，将动物降格为被注视、被认知的客体。《一条狗的使命》以狗的视角来看世界，颠倒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狗成了观看的主体，而人类则成了被观看的客体。无论是电影还是电影海报都突显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与狗的深情对视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写镜头令人动容，这些细节都令观影者体会到这条生命的鲜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获得父亲同意收养了“贝利”，正在他欢呼雀跃的时候，一旁的“贝利”也在欢呼：“我收养了一个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谁收养了谁呢？当伊森与“贝利”在玩球的时候，是谁在陪谁玩耍呢？蒙田在《为雷蒙·塞邦辩护》中说道：“我跟我的小猫咪一起玩耍的时候，谁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还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动物不是“自动的机器”（笛卡尔语），不是人类的财物和工具，它们有自己的情绪和认知，每条生命都自成一体。与此同时，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有死者，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共同承担着时间的有限性，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
《一条狗的使命》整体色调温暖，导演通过一种视觉的诗意建构传达了狗对人类的忠诚和无条件的爱，希望用这种温情唤起人类对动物的同情，消除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影片中，人与狗（无论是工作犬还是家庭宠物）相互陪伴、相互救助，它们之间互为伴侣物种。《疯狂动物城》和《一条狗的使命》都旨在呈现一个“乌托邦”画面，前者以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的理想共同体问题，后者实实在在地触及到了动物问题，探讨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
《疯狂动物城》剧照
如何想象动物？——动物寓言、家庭成员还是陌异他者？
《疯狂动物城》与《一条狗的使命》提供了想象动物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动物寓言，一种是使动物“家庭成员化”。就动物寓言来说，一方面，寓言中的动物带有拟人化的特征，承载着某种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只是“喻体”，故事里还寄托着重要的“寓意”。喻体是表，是附属，寓意是里，是本体。因此，用动物寓言的方式来想象动物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
《一条狗的使命》中的动物并未承载某种文化重负，它是一个轻盈的存在，跟犬科动物的文化象征意义毫无关联。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于它的主人而言，它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影片的主角贝利经历了五次生命轮回，终于领略到它生命的意义在于“令你快乐”。这里的“你”指的是贝利的主人，它的存在仍然服务于人类目的论。影片在勾勒人与狗之间的理想关系时所提出的方案是将狗“家庭成员化”：狗与人共享家宅空间，一起分享食物；它像家人一样陪伴左右，给人带来快乐和温暖；它慰藉孤独的灵魂，填补人的精神空缺；当灾难来临，它会奋不顾身、保护主人。影片突显人与狗之间的共通感，突显狗对人无条件的爱。然而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指出：“若这条狗不能满足人们对无条件的爱的想象，那么它就会面临被遗弃的危险。”换言之，在这种想象中，狗的价值和生命取决于“人类是否感觉狗爱自己”。假若人在狗身上感受不到这种“家人般”的爱，那么狗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归根结底，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将动物“家庭成员化”旨在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一种亲近关系，然而这种亲近关系之中却暗含着一种暴力，作为“家庭成员”的动物被纳入到自我的同一性结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