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想象动物的方式，即：解除动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为一个“陌异他者”。尤其就家宅动物而言，首先，它应拒绝承载任何文化含义，拒绝被归类，拒绝被概念化和种属化，它应是独一无二的；其次，它应没有任何归属，不是“我的猫猫狗狗”，它逃脱“我”的权力，抵抗“我”的占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为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使自己保持他性，与“我”建立起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成为“陌异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一条狗的使命》剧照
它们能承受苦难吗？——论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如上文说言，《一条狗的使命》中既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又揭露了当今社会人对动物的暴力。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同情与暴力并存。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说道：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腿的数量、皮毛的状态、骶骨末端的状况等不足以使人们将这样一种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抛弃，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描绘出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吗？或者是谈话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们是否能够交谈，而是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can they suffer）。
传统形而上学普遍从理性（或语言）角度来规定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语言）的动物；动物则没有理性（语言）。理性（语言）能力成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将动物降格为纯粹的物（mere things），对待它们的方式十分粗暴。边沁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在边沁看来，动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们不能“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将边沁的这段话作为整本书的核心论点。他指出，为动物进行辩护的底线是感受苦难（快乐）的能力，换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应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内。辛格着重探讨动物感受快乐或痛苦的能力，他从这一标准出发，扩展了人类道德考虑的范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根本上说来，他的这种探讨方式采取的仍是排除机制（将无法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传统形而上学便是从“能力”角度来区分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边沁的发问具有潜在的革命意义。“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中包含着一种折磨和受难，包含着一种“不能”。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的发问（如“它们是否能够运用语言”）与能力相关，那么边沁的这个问题与“能力”无关，它展现了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德里达说道：
能够承受苦难不再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没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于其中，它是我们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们与动物所共有的特征。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同情心（compassion）的体验，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对“没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体验，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为脆弱而导致的痛苦，是因为痛苦而产生的脆弱。
在边沁的发问中，辛格关注的是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达则关注的是动物的“受难”（suffer）。德里达指出，我们都曾看到过动物的恐惧和惊慌，看到过它们所受的痛苦，“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所显露出来的恻隐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词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组成，原初义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动物在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肉体之躯，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这种必死性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难的动物身上有一种中断性力量，它质疑“我”的利己主义倾向，引发了“我”的同情心，引导“我”向对方敞开。既然动物的苦难可以引起人的伦理反应，那么人便不能对动物暴力相向。
在《一条狗的使命》中，小狗贝利被人锁在汽车里，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亲恰巧路过，他们看到贝利的境况，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中止了原来的计划（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车玻璃，将“正在承受苦难”的贝利救出来。这印证了德里达的观点：动物可以引发人类的伦理回应，可以唤起人类的伦理责任，换言之，动物可以成为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