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两方面来看，矛盾性和复杂性显而易见，青年艺术家面临着越来越趋同的生存经验。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带来了所谓新媒体的技术统治时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一方面在新技术、新媒体、新方法的革新层面越来越活跃，另一方面在思想精神层面却愈发谨慎保守、毫无创见。
青年艺术群展现场
如此一来，青年艺术创新的评判标准逐渐转变为一种技术性和方法论的比拼。譬如，2015年“青年艺术100”大型群览，其中的参展作品无一例外都在技术性与方法论层面争奇斗艳。所谓“新材料”、“新媒介”、“新观念”的惊艳体验不过是视觉效果的策略：或者将废弃的颜料一坨一坨砌于画框内，佯装一次视觉语言的全新探索;或者将透明薄丝袜绷开，撑于画面外侧，就算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新材料的开创性探索;或者把传统静态的雕塑做成一种动态的机器，便被阐述为一种艺术新形态的开山之作;或者有人变换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和构图，画大致相同的纹理，就被追捧为“新抽象”——这些青年才俊的各种“新奇”形式确实有了夺人眼球的“新奇”效果，毕竟大片江山已被各个山头占领，想要做新一代的开山祖师，就要绞尽脑汁才有成名成家的可能。然而，在名利动机驱使下的艺术创作，却难掩其虚假、做作、矫情的视觉趣味。当艺术创作沦为一种视觉趣味时，就宣告了一名艺术家创作生涯的终结，推敲其视觉语言、艺术形态、思想观念诸等方面，必然单调苍白，乏善可陈。
虽说鲜有推崇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艺术群展，然而2015年“三为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之“青年思想家：勇气与自由”便是不合时宜的一例。此展览以“青年思想家”替代“青年艺术家”，尤其强调青年人的勇气担当与自由渴望。这种颇具抱负的罕有视野就是要于当代艺术界的思想荒漠里召唤青年群体的主体性自觉与反思。
吴大伟《知觉No.2》 玻璃钢雕塑
需明晰，作为一名青年艺术家，必须首先趋于一个思想者。这恰恰呼应着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何为当代性?这个问题自然不仅仅关涉技术性和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更关键的在于青年艺术家是否具有当代意识，即思考个体命运与现实苦难、历史浩劫、精神困境诸等关系的能力。学界若仅以材料、媒介、形态、方法等视觉趣味和艺术语言层面的评判尺度来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就不仅是有失偏颇、本末倒置，也未免过于胆怯，缺乏远见和担当了。
简单讲，技术性与方法论之于思想性与精神性，两者的关系不外乎“言意”之辨。所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篇》所指“筌”、“蹄”、“言”，就是某种特定的技艺或方法，其重要性在于其作为一种索引和中介，是通向“鱼”、“兔”、“意”所指代的终极意义的载体和方法。倘若将技术性与方法论当作艺术的终极标准，而无视思想与精神层面的探索，那么艺术家的存在意义不外乎一介匠人。
艺术家和匠人间的根本差异恰恰在于创作者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所谓的主体意识主要体现于艺术家是否会自觉建立个体与时代的“相关性”——一种断裂与脱节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建立绝非一介匠人能够担负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