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技术与方法层面的模仿，甚至抄袭是通向市场成功学的便捷通道。大多数青年艺术终熬不过市场的导向，放下自我探索的初衷，纷纷转向批量的图像生产。残酷的事实表明，未来当代艺术的处境难免不会变成一种被技术统治的生产方式和观看方式，随后，艺术创作将被迫转向“生产——消费”的单一链条，艺术家的身份将与明星、商人难分伯仲。作为艺术之源的精神、思想、信仰迟早被视为一种无用之物，被搁置废黜。
技术性与方法论建立的评判标准为模仿和抄袭铺平了道路，不妨说艺术史的叙事模式就是技术发展或风格嬗变的历史。真正意义的艺术史应当抵制技术的侵占，书写关于精神史的艺术史。即便众所周知，艺术的发展历程必然伴随着艺术理念、观看视角、表现手法诸等综合因素的节断性嬗变，但是后世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性需求，将其简略为一种技术性和方法论的认知，又是何其悲哀。
许宏翔《肉色》装置
事实却是，一种新型艺术形态的出现往往被附议成发诸于风格的更迭，人们遗忘了艺术的根源在于思想的演进——现代主义艺术和主体性的关系就能印证这个命题。遗憾的是，任何一种难以被破译的艺术都被粗暴地转译成了一种明晰的技巧，抑或确定的风格。
艺术史受制于技术叙事的困境印证了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的忧虑：自从世界被技术统治之后，精神性领域就被迫终结了。不妨说，技术的统治导致了精神性艺术的终结。
那么，如何召唤精神性的复位，尤其之于青年艺术群体?身处晦暗时代，青年艺术家应当以建立自身命运和晦暗处境的“相关性”为使命。这自然是一种冒险和不合时宜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可规避的关于自我和时代关系的思考。这种性命攸关的“相关性”的建立，尤其需要青年艺术家有凝视黑暗的勇气。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不仅仅凝视当代处境的黑暗，还要沿着黑暗里光的踪迹去追寻超越性的价值。这种凝视需透过视觉图像传达出来，抑或说，艺术创作就是建立个体命运与现实处境、历史沉思、精神浩劫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必然既相关于个体，又相关于时代命运与历史传统，甚至不可见的超越性经验。因此，青年艺术绝不能局限于单一个体生命的范畴，或者受制于历史的集体叙事，而是需要敞开，向着另一个不可见世界不断迫近，迫近一种永不可触及的真理之光和先验性经验。
当代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曾感叹道：同时代的人是罕见的。也出于这个原因，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
唯有此，与历史事件、宗教经验隔阂已久的青年艺术家才能通过个体经验感知到曾经所发生、如今被遮盖的那些“未被经历之事”。面对曾经发生的罪恶，就是获得回应现在之晦暗的途径。唯有此，青年艺术家才能从被技术性和方法论阉割的无公害言说中寻求言说的权利与自由。
(本文整理自“Inter-Youth国际青年绘画展”研讨会发言，中国美术学院，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