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选择性解读的终结
仔细考察伦勃朗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伦勃朗作品的颜料使用方式、绘画风格、图像来源与工作室学徒的培训机制，以及他的种种行为都是围绕着新兴的艺术市场中建立艺术和艺术家的独立价值这个核心目标进行的。面对这样的艺术史个案，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几乎无能为力。
阿尔珀斯在《伦勃朗的企业》里提到了三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种是以文学艺术理论分析为宗“文本派”(审美批评、美学分析);第二种是以视觉经验为基础的“作品派”(形式分析、鉴定鉴赏和图像分析);第三种是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社会动力学派”(即以否定或肯定伦勃朗艺术成就为理论预设的考证和考据)。这些研究方法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对史料的选择性解读。当代人们观念中那个与世俗格格不入、不被世人理解并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伦勃朗正是由19-20世纪艺术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这个缺陷造成的。
当然，有些选择性解读实际上体现的是某个单一艺术史研究方法本身的理论局限，这是客观存在的。而另外一些选择性解读的背后则隐藏着诸多艺术史学家的主观“偏见”。而在《伦勃朗的企业》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阿尔珀斯非常娴熟地驾驭了多种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作为其论述的辅证，在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时同样也没有只限于某种单一的立论体系。她想要弥合“文本”、“图像”和“社会行为”这三者之间的鸿沟，进而通过合理的社会学解释来阐明艺术家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连接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的契机，它完全有别于自启蒙运动以来建立起的那种分门别类的、单一化的、追求唯一终极解释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学名叫：微观艺术社会史。
上个世纪60年代，微观艺术社会史才开始在艺术史学界崭露头角。这种研究方法又被称为“切近的艺术社会史”或“微型艺术社会史”。我们可以把它视为20世纪50年代宏观艺术社会史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同时，它还与20世纪50-70年代“新艺术史”的兴盛关系密切。微观艺术社会史放弃了早期艺术社会史那种以论代史、缺乏细节和单一方法论的宏大叙述模式。通过对其研究主题进行限定，来分析具体艺术现象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微观艺术社会史倚靠的不是理论逻辑的推演，而是在大量分析艺术“社会事件”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进行符合社会“情境逻辑”的分析。
时至今日，这种研究方法经过哈斯克尔、T.J.克拉克、巴克桑德尔、阿尔珀斯等许多卓越艺术史学家的不断探索，已经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并完成了对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的吸纳和的整合。读者会发现，在许多微观艺术社会史著作中，形式分析、风格分析、图像学等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经常会同时出现。在借鉴社会学理论时，这种研究方法同样显示出了极强的整合能力。阿尔珀斯在这本书第四章分析伦勃朗的市场运营模式时，就同时借鉴了马克思·韦伯、席美尔、卡尔·马克思等多个社会学家的理论。与以往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相比，微观艺术社会史这种开放的、综合性的分析方法会成为解析当代视觉文化更为有效的工具。
注释：
①作为伦勃朗研究的重要视觉史料，《巴达维亚人》一直都是艺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作品，它的身世非常曲折。在17世纪的荷兰，历史画(HistoryPaintings)被认为是整个绘画领域的最高等级。1658年，荷兰赢得了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80年战争”(DutchRevolt)。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决定定制一批作品以示庆祝。经历过《夜巡》事件的伦勃朗这时还没有完全恢复声誉。这个订单原本是由伦勃朗的学生霍弗特·富林克(GovertFlinck)在1659年接手的。但是很不幸，富林克于1660年病逝，作为替补的伦勃朗才因此接下了这个订单。按照当时荷兰艺术品交易的习惯，拿到订单之后，相应的收入就可以作为某种抵押进行继续借贷。因此，伦勃朗才把这幅作品收入的四分之一填进了自己原有的债务系统中，并把它抵押给了范·鲁迪克。当然，这时他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作品将被退回。所谓伦勃朗“期货”市场的不确定性就是由类似的事件造成的。但在荷兰信用制度的支撑下，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这份“期货”的增值。
(本文原刊载于《画刊》，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