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已故导演和行动主义者奥古斯都•波娃（Augusto Boal）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创了用戏剧表演医治患者的疗法，他创建了著名的“抑郁症剧院”。在抑郁症剧院，人们通过戏剧直观感受和理解工作中的动力学，并通过角色扮演探索新的可能性。另一观点，即“为现实生活彩排”，就是受到Boal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观点在饱受战乱的地方如，以色列，巴勒斯坦，拉美和欧洲地区得以广泛实践。Boal认为每个人都是集观众、演员和剧本于一体的独立的整体。如果我们从观察自己的表演和与其他角色的互动开始，将来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动方式。
尼斯•达•西尔维娅医院与安定医院处于同一城市。这家医院一直都有通过艺术和某种文化来释放病人内心情感的传统，甚至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也是如此。自1946年开始，精神病学者尼斯•达•西尔维娅，曾经是卡尔•荣格的学生，让病人进行绘画和雕刻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存放在“疯子的想象”艺术馆。这家艺术馆自1952年开始对外开放。这些画作和雕刻反映了焦虑、抑郁和精神病的痛苦，但它们常常也是美丽和令人欢欣的。许多作品受到了严肃的艺术赞扬，一些还被展览在传统的艺术馆中。
在达•西尔维娅生活的时代，精神病的疗法，如额叶切除术和电击疗法，十分残酷。达•西尔维娅与此激烈斗争，并主张更有人性的治疗方法。在她治疗过的艺术家中，安德莉娜•戈麦斯（Adelina Gomes）是其中之一。她因父母不同意自己与某个男人交往而陷入极度忧虑，并在1936年被送到这家医院。她生前共创作了17,500件作品，包括好色的萨梯（satyr）的和古代众神的雕塑。总之，他们的世界没有人类世界中那么多的禁锢和限制。
在拥护更加人性的精神病疗法或观测艺术作为疾病治疗手段的价值方面，达•西尔维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精神病学专家Osório César就开始将艺术作为一种医治病人的手段。在同一时代的德国，精神病学家Hans Prinzhorn收集了大量由精神病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从早些年代德国人开办的精神病院里收集起来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以往，人们重视的只是他们对精神疾病的揭露。
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归功与苏格兰精神病学家R. D. Laing的努力。这个时代也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高峰出现的时代。1965年，Laing在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前伦敦东区社区中心，开展了一次精神病学实验。那里门没有上锁，病人（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使用药物治疗，迷幻药不受限制地发放出去。辍学生和艺术家也加入到病人中来，演员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还参观了这里。不过，五年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关闭了，Laing的很多方法也受到了质疑。但在一段时间内，医生的绝对权威和精神错乱的定义受到了质疑，金斯利大厅也的确辉煌过。Laing说疯狂是“对一个混乱的世界完全理智的适应”。Laing的一位病人，Mary Barnes，最终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和诗人。
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在1970年被关闭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在英国也发生了变化，如取消了禁固性反应疗法，广泛接受了包括将艺术应用在治疗中的其他疗法。但Laing在五十年前提出的很多问题仍然值得考虑，因为如果创造性的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治愈效果，且这些病人很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演员和艺术家，那么这无疑指出了疯狂与创造性很有可能有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她的书《为火所染：躁郁症与艺术气质》（1991）中指出了大量证据来证明两者的联系。研究表明在高创造力人群中，心境障碍的得病率十分高，这进一步表明两者的联系是由基因决定的。杰米森是一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是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心境障碍学的教授，她自己也是躁郁症患者。她引用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Adele Juda 1944年编写的作品，该作品对113位德国或德裔艺术家、作家、建筑师、作曲家进行了研究。Juda发现在这113人中，自杀率和“精神错乱与神经官能症”的患病率要远高于普通人群，而且这种倾向在这些艺术家的家庭成员中也大量存在。由此来看，疯狂也许是一种恩赐，一扇从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