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森特别指出躁郁症患者的狂躁可以提升感觉意识，增强自信心和提高效率，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他们的艺术追求。其他研究者认为艺术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如孤独、收入不稳定、频繁地酗酒与药物滥用，是精神疾病的诱因，并非遗传因素导致的。对他们来说，疾病产生的只是痛苦，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美化这种痛苦，或通过对艺术家的夸张描述而赋予其神秘感。
规范的创作实践将无可名状、不能言说的痛苦转化成可感的、有序的、最终令人愉悦的东西，通过这个过程，痛苦得以缓解。杰米森写道：“创造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作为逃避痛苦的一种方式，也是将混乱的情绪和思维规范化的一种方法。人们通过抽象思想和规范思想的艰辛过程，最终失去了对痛苦的感知，并远离了绝望的源泉。”由于创作的过程提供了精神慰藉，因此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他们的艺术出路，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诗人或画家来说，情感的宣泄是个人宣泄，而一个共同的戏剧或音乐经历却有引起集体精神宣泄和痛苦转化的潜能。
包德斯在里约的很多病人除了表演戏剧，也会接受传统的治疗方法和服用药物。包德斯认识到在病人的危急时刻，仍然需要医疗干预。自从Laing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激进的医学实验后，越来越没有人相信只依靠毫无拘束的自我表达就能治愈各种精神疾病的观点。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精神疾病解释为对环境压力的合理反应，以及精神疾病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原因造成的还有待证实。一次医学检测并不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时候医生们对患者的诊断持有不同看法。
Luciana是包德斯的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病人，当谈到在她长大的社区里经常发生的枪战时，她的手也随着回忆的深入而颤抖。她说：“在巴西，我们的警察部门……形同虚设。枪击时常发生……这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害怕。”
Luciana的母亲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她的病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是遗传原因造成的。但是，对这样残忍地现实的理智反应是什么呢？如果环境是部分原因，那么一个良好的、支持性环境能够逆转这些伤害吗？Luciana没有答案，但她觉得比起以前住过的传统的精神病院，她更喜欢跳舞、唱歌、拥抱这些仪式和在大海的天然舞台背景下表演。她说：“我住在医院里，其他的病房区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人们只是吃饭、睡觉。而我们，彼此拥抱，表演戏剧，这让我的生命有了价值。”
包德斯说：“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来自大众阶级，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都经历了这个城市最坏的情况。”贫穷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还使很多人暴露在深层暴力、住房简陋和支离破碎的家庭情况下，更不用提他们接受的精神治疗有多糟糕了。现在，包德斯的几个病人是从里约东部的Santa Edwiges精神病院转来的。这家精神病院已经被关闭了，一位检察官将其描述为“中世纪的地牢”。那里，病人没有得到细致的照管，他们病房的窗户没有玻璃，还用绳子将大门紧紧地关闭。
包德斯的表演至少提供了使病人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直视彼此的眼睛，回应着彼此的手势和话语。他们唱道“照顾彼此，照顾我”。这也许不足以治愈最严重的精神病，但无疑是每个人幸福和自尊的根基。
安定医院企图修复很多处于消失边缘的东西，从巴西文化的根基到将莎剧作为平民的街头戏剧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人们对彼此的精神恢复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