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音乐剧《莫扎特》倾向于“共时性”——以莫扎特为中心，通过与不同人的互动，形成一个生命运动的空间结构。(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陶辛
两年前讲述茜茜公主坎坷一生的音乐剧《伊丽莎白》余响尚在耳畔，米歇尔·昆策和希尔维斯特·里维又一次来到上海。仍是一部历史剧，这次的主人公是更加大名鼎鼎的莫扎特。
虽是历史题材，但两部戏却又都有“揭秘”和“戏说”的性质。《伊丽莎白》用女主与“死神”的终生纠缠来解释历史上的那个莫名凶手的行凶动机，除此以外的史实倒还大体实在。而在《莫扎特》里，学历史出身的昆策爷爷这次似乎并未打算用音乐剧来为历史上的那位作曲家立传，所以剧情细节与真人生平相差甚远，史料的运用也很随意。里维爷爷在作曲时也非常明智地放弃了把莫扎特音乐通俗化的处理———尽管这原本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号召力。
历史上的莫扎特是神童是旷世奇才，以至于有人说“贝多芬的某些作品似天籁，而莫扎特的音乐直接就来自天堂”，可谓是古往今来天才的总代言。主创者在这部音乐剧里要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天才的生存状态。
《伊丽莎白》和《莫扎特》都有序幕，戏剧的主体都是倒叙。只是，《伊丽莎白》是“历时性”叙述———主体部分的时序不能颠倒，剧情发展有明确的阶段性；而《莫扎特》更倾向于“共时性”———以莫扎特为中心，通过与不同人的互动纠结，来形成一个生命运动的空间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最外层的是两个相反的力，以男爵夫人为代表的积极向上的力，以韦伯夫人为代表的破坏力。这两股力量拉宽了莫扎特的生活空间，但其作用似乎相互抵消，并没有对他的生命轨迹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此外，剧中的吃瓜群众———萨尔茨堡的市民和维也纳的贵族，尽管都有着明确的性格和态度，其作用也只是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更为鲜活的背景而已。
结构的第二层，是父亲(母亲和姐姐也附属于此)和妻子。这一对因素也是相反的：父亲的呵护能让他最大限度发挥出天才，同时也压抑了他的凡人本能；妻子给了他世俗凡人的温暖和爱情，同时分散他的创作精力。在剧中，莫扎特接受着同时也抵抗着这两股力量，并且都以伤害而告终———深爱着他的父亲，至死都没有原谅他的出走；为爱他而不惜与自己母亲对抗的妻子，终因被他忽略而弃他出走。父亲的不理解让莫扎特万分痛苦，而他对妻子的伤害的后果，则一直延续到了他死后———序幕中，妻子对自己死去多年的丈夫仍然冷漠如路人。尽管这两个角色的形象与史实完全不符，却是《莫扎特》戏剧张力的重要来源。
真正与莫扎特形成正面对峙的，是科洛雷多———既是宗教首领(大主教)也是行政长官(亲王)，既是开明的启蒙主义者，又是顽固的封建领主。他能认识到乃至折服于莫扎特的天才，但不能容忍天才对现有社会体制的冲撞。与此相对的是，莫扎特愿意用自己的音乐为他效劳，却不能容忍他对自己的轻慢。这种对峙并没有因为莫扎特的出走而终结，反而因分离而愈演愈烈并持续纠结到剧终。我们甚至可以将序幕中的那个前来寻墓挖坟的医生看成是科洛雷多的纠结的延续———这个仅在序幕中露面的角色正是为此而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