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着白雪
听见杨絮
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
十二城市每一场点映，最大的明星无一例外都是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他们引起尖叫，被提问淹没，被拉着合影、签不完的名……他们都以一贯的素朴内敛，淡淡以对。
郭文林老师1979年进入故宫文保科技部从事书画临摹，迄今已经37年。在清华，他对着台下的年轻面孔说：“拍了一个纪录片，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老觉得与其关心我们个人，还不如关心我们手中修的这些文物，它代表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尤其看到今天这么多观众来看，我觉得是咱们文化发展的一个希望。在很多年以前，上世纪90年代中央台拍过一个《中国一绝》，就是讲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在电视上放过，当时大家对这些文物认识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要我们来讲，我们是沾了老祖宗的光，我们碰巧从事了这个职业，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没有其他的想法。”
在片中修古琴的闵俊嵘，2004年清华美院毕业进入故宫从事漆器修复，除了日常忍受难熬的生漆过敏，忍受古法猪血点石灰的难闻气味，还要夜里上山割漆，一晚上，60棵漆树，才能采集八两优质漆。
他显然更愿意跟大家分享跟古琴结缘的部分：“一开始师傅带着做古琴修复，古琴它既是漆器文物，又是乐器文物。它作为器物来说，我们做工艺修复、器物修复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工艺美院学的就是漆工艺专业，到故宫之后师傅带着做漆器修复。但是遇到古琴，会遇到一个古琴演奏的问题。如果没有演奏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准备，可能在做这种乐器修复的时候，周围的师傅、同事，包括博物馆以外的朋友同学，大家不放心。毕竟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紫禁城里面的文物，它不是故宫博物院这个单位同事的，它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有无形的压力在身上，那只有去学习。然后就去找弹琴的老师，单位也有老师傅带。一步一步的，当技术水平上来以后，再去做修复工作，自己也自信了，领导、大家也就放心了。”
“要心静，不能飘，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不会动文物。”闵俊嵘此言听上去，那么动人。
观众常征在朋友圈记录他的观影：“惊喜的是影片结束后，剧中人出现了，我把藏在心里多年的一个问题向修钟表的王津老师提出来：故宫有多少文物？已经展出过的有多少？得到的答案令在座的朋友惊呼起来，一百三十多万件文物，展出过的占百分之零点九！待修复的文物呢？修木器的屈峰老师说，到他儿子那一辈也修不完。”
屈峰师傅在故宫从事木器修复10年，被大家称为“哲学家”，他的心得：“古代人讲究格物，一把椅子也能看到人的品行。”
“这个片子有个特点——它是个IP，它已经拥有很好的受众基础。我觉得这个片子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爱，人可爱了就有非常好的口碑传播可能性。也许很多人不是因为爱电影，而是因为爱电影当中的这些人，而愿意让更多的人去看。”尹鸿老师在展望收视时这样说。
到《我在故宫修文物》正式上映的日子，片中那几个朝晖夕阴、坐落于故宫西侧弘义阁附近的小院子，闵俊嵘、王津们就要和它们别离了，屈峰也将不得不作别木器组小院里那八棵他心爱的枣树。西河沿城墙里边一溜恒温恒湿的楼房，将是新的故宫文物修缮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将挂出的另一块牌子是“文物医院”。
“肯定是舍不得，但是，对文物好……”修复师们默默地准备着别离。
这样的时候，那些记录了他们与这些小院最后时光的人，那些影像，像是无言的陪伴。
“他们能够把这么一个片子做的这么从容，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这么去修文物，他们这么去拍修文物的人，那之间我觉得是有一种情感沟通的关系的。清影工作室跟萧寒导演一起合作拍摄的包括《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是长达三年五年的创作周期，都是一群特别安静的人，特别愿意在纪录对象中找到富于精神力量的人来拍摄。所以最后，不完全是故事，也不完全是因为画面多么奇观，还是因为这些对象的状态打动人。我相信在浮躁的生活当中有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对自己的心灵将是一种慰藉。”尹鸿这样说。
本版小标题文字选自片尾曲《当我在这里》歌词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