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笃信功能主义和视觉审美两者本可并行不悖，因此就上述这张椅子而言，我会继续下一个论断：即便无法坐上去试一试，你也会心知肚明，那是一把极美又极舒服的椅子。
除了明式（必须是明式）官帽椅（对身材偏瘦小的南方人而言，又以玫瑰椅为首选），在我的印象中，尺寸适宜的圈椅、交椅乃至在无座的火车上退而求其次的交杌（即“马扎”），坐起来都可以舒服得很。然而，从数量和概率上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好的中式传统坐具实在是太欠缺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红砖美术馆“识别区”这个展览之所以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在红砖美术馆巨大的展厅里，中式家具（包括桌、椅、凳、案、柜、床、屏等）次第排布于廊道，而20把来自丹麦的现代椅子，则密集放置于空旷的展厅，两者遥相呼应，不禁令人思考“识别”一词的深意。
所需识别的，不仅仅是中西方两大坐具（家具）系统的样式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器物的差异之上，识别文化、制度、商业、美学以及人的行为模式之多样性，比如：中式家具多不署名。明式家具虽然受文人旨趣的影响而走向简约凝练，但创制某一款明式椅子的工匠却是不得与名的，换而言之，现代中国之前，并无“设计师”这一明确的阶层，或尊重“设计”因而以人名名之器物的传统；与之相对的，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做建筑的，做平面设计的，做工业设计的，最后设计出闻名于世的椅子的明星设计师，都不乏其人。
绝大多数中式坐具不以愉悦身体为首要目的，与“体”相比，更重要的是“礼”。中国人讲究“站如松、坐如钟”，想要松弛而放肆，最多只能求诸交椅或榻等少数品种，像现代人那样可以深陷沙发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无论是在厅堂之上，还是在闺房之中，按照中国古典家具鉴赏家马可乐先生的说法，不同的坐具代表不同的含义，贵贱尊卑、男女老少，都必须“坐”得其所的。相反，现代西方固然有为不同职业的人而设计的椅子，但其基本取向是功能主义的，不论最终放置何处，都需要考虑其舒适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也许西方的椅子才是“以人为本”的。
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传统中式椅子多因袭，而现代西方椅子多创新。中式的以明式椅子为例，虽然当下有不少独立设计师和品牌在致力于“新中式”椅子的设计，但从样式来看，恐怕至今难以颠覆上佳的明代椅子。而同样受惠于中国明式椅子的西方设计师，如丹麦的汉斯·韦格纳，不管是其“中式椅”（1943年）还是“总统椅”（1949年），虽然脱胎于明式，但已明显自成一家。
本次“识别区”展览的一个可观之处，是丹麦家具部分均由日本椅子收藏家织田宪嗣所提供，这个“世界上收藏椅子最多的人”，在其1350余把椅子的收藏里，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丹麦名作就有约800把，在本次展览中，又以丹麦设计大师汉斯·韦格纳的经典名作为重头。
汉斯·韦格纳生于1914年，父亲是市议会议员，同时也是一个制鞋师傅和工匠，韦格纳起步于细木工匠，青年时代在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建筑学，日后担任过家具设计师，并在母校家具设计系任教。韦格纳几乎囊括了设计界所有的头衔和奖项，一生设计超过500款椅子，创作了超过2500张设计图纸以及接近1000件家具草图，被世人称为“椅子大师”。在本次展览上，他的若干代表作如孔雀椅、圆环椅、中式圈椅、海豚椅、旋转椅、单椅、三脚贝壳椅、侍从椅、Y椅以及上述提及的总统椅（TheChair，因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在电视辩论上所坐而名声大噪），观众都可以近距离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