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留学生总人数中一直以自费生为多。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汲汲出洋的年轻人，一般在20岁上下，最多廿四五岁，多数从未持家，人生经验不足，易于冲动。他们听了种种说词，看见留学回来的光彩，有时不顾一切地要求出国。
一个20岁青年本来是陪考上公费的同学去订船票，凑巧“所定的船舱中还空着一个舱位，定洋只需50元，同学和教授们并不清楚我的经济状况，见我日常那种恍惚神情，又鉴于德国马克日落，都劝我何不自备资斧早日出去，经不得这些人的怂恿，未免为之心动”。于是他不加思索订下船票，然后要求两个姐姐资助。
青年的大姐夫是政治名流黄郛，二姐夫是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他的大姐读了信，足足有一夜未睡，夫妇均不赞成他此时出去，但两个姐姐商量好久终于让步，“决定趁此时有伴，还是让我去罢，希望此去能上进读书，懂得做人道理，将来也好上报国家，下光门第云云。又说‘二姐也不赞成弟此时出去，但如不得不如此决定，则甚愿分担一部分费用，惟弟应知二姐丈在北大教书，薪水时时积欠，加以新置小三条胡同房屋，债务未清，姐殊不忍使其为难姐丈，也说如此不懂事理，出洋回来，亦属徒然，但均因姐溺爱过甚，故如此决定。’我读罢此信，惭感交并，泪如雨下”，当日便去把船票退掉。
23岁的巴金也是这类不懂事理的青年，他极不喜欢他的传统大家庭，朋友劝他留学。“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当时巴金那一房人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当家的大哥为了家累正在绝望挣扎，希望两个弟弟早日读完书，回家帮忙。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日夜热望于社会改革的情绪，令巴金固执于留学，到了难以劝说的地步。大哥拗不过，终于汇来了钱，让他去法国。
名门望族留学生
历史洋博士蒋廷黻回国不久，在北京一个晚饭聚会上，第一次见识世家子弟的气派。“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嗑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很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