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充满家国之思的留学生，怎舍得留在安逸的异邦，让父母妻儿面对战火？
这种匹夫有责的念头在共赴国难的回国学生中清晰可见，在离国避难的留学生里，亦可能隐蔽存在。备受父母怜爱的幺子黎锦扬听从长兄的安排，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出国。他的大哥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与政府中人有来往，既能够不经考试就让弟弟拿到留学资格，又能够在恶性通胀肆虐时用官价换外汇，在美国又因为认识赵元任，令弟弟得到奖学金。
西南联大毕业的小弟黎锦扬回忆说，当日在重庆与阔别有年的大哥简短会面，大哥连寒暄也没有，第一件事就说政府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尽快离开中国。这真是政府的态度抑还是他的说辞，无从得知。而当他帮弟弟以官价换到美金时，他心情沉重地叫幺弟“赶紧出国，免得在这里被打死”。
长兄当父，保护幺弟免致死于战祸，流露了这个长兄的真情。
这个弟弟在美国生活得十分安全，上课之余，也跟朋友上夜总会找女孩跳舞。凭黎锦扬出国的条件以及在国外的生活，谁都可以将他视为有后台、走后门出国的小衙内。可就在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那天，他与中国朋友庆祝，大吃一顿，喝得半醉，独个儿回到小屋时：“在日历的1945年8月14日那一天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圆圈。8年的战争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给人类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我的心潮澎湃，热泪滚滚。我是个幸运儿，还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泪水是我对那些受难者及失去生命的人的感激，也是为我对抗战事业无所贡献的自责。我睁大眼睛向日历上这一天行了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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