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博士蒋廷黻有点不满北京这些贵冑如此收藏其财富和才学，“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筹划建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本身不是世家子弟，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却与不少世家子弟交往，既与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论交，还跟大家庭出身、娶曾国藩孙女为妻的尹寰枢同住，见识过世家留学生的豪气。
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虽然不富有，也有豪举。他的豪举首先表现于买书，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他研究世界史，买了剑桥所出全套20多册的历史书，又劝吴宓买《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汇编本。吴宓回国后一次也用不上，没地方放，搬运又费钱，于是以贱价出售了。陈寅恪的豪举第二表现于宴会。陈寅恪到波士顿后受到很多友人宴请，于是在波士顿东方楼一次汇总还席，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初次到东方楼，见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都是银器或景德镇上等瓷器，虽然在美国，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的规模，鲍参翅肚全备，各地名酒及特产食物如烤鸭、火腿亦有储存。
世家子弟的学识深度也令吴宓敬服，所以后来他才有推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做清华研究院导师之举。另一世家子弟俞大维，到哈佛研究院不到两个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趋时的数理逻辑学；又在哈佛找出中国学生不认识的著名印度哲学和梵文教授，向他问学；还能为吴宓简明扼要地讲欧洲哲学史纲要。这些能耐恐怕不能只归因于聪明过人。
抗战也归来
抗日战争八年间，大概是近代中国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一方面战争时间长，另一方面沦陷的地方多。烽火连天之下，回国难望有好的读书或生活条件，还要面对炮火威胁，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富有人家会给大笔钱叫儿女去留学，好避过战争。许多留学生却是一闻战争打响，立即收拾行装回中国。
他们有的从敌国日本回来、从动荡的欧洲大陆回来，也有的从相对少威胁的英国、远离战争的美国回来。
既然中日开战，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很能理解，尤其在1938年初驻日大使也要撤回中国的时候，留学生再不走的话，不当汉奸就要当俘虏。
从欧洲回来的人，除了共赴国难的情绪之外，在欧战阴霾逼近时，还多了一重经济和旅途安全的考虑。一旦战争爆发，航行极不安全，邮船都有触雷沉没的危险。从日本回国虽然也有危险，但毕竟航程较短，而从欧洲回国，费时长，风险也大得多，开战后恐怕就没法上路了。私费学生斧资有限，更怕流落他乡，所以不仅留德的学生回国，留英、法的学生也纷纷回国。
何况留学的人多是青壮男子，有些身为长男，见父母在战区生活艰难，也得回家尽孝。193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年纪比较成熟，不少已成家立室，有妻有儿，思乡情绪更浓。在美国时想国家、想亲友的李抱忱，“七七事变”爆发时正横贯美国大陆赶着回国，到了西岸才知道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乘船回到上海时，北京已经不通电报和火车，只能冒险坐英国的船北上，船在途中被炸，幸好没有伤人。回到家，妻女见到他仿佛从天而降。幼女见到爸爸很亲热，但是没理解久未见面的爸爸也是一家人，临睡觉时指着爸爸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他还不走啊？”
